在失信惩戒做出之后,基于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常情况下会与此相配套地设置一个权利救济制度,即公权力介入的公共信用修复机制,它作为失信惩戒的下游环节,实质上是为了尽快结束对负面信息披露的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层面,近年来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公共信用修复作为权利救济制度,其实施途径和实施效果对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提出要以信用为基础的信息监管方式,通过信用监管,体现落实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以及逐步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方位的信管机制。本文主要从公共信用修复的理论基础、公共信用修复的现状、公共信用修复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公共信用修复法律制度的完善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界定了公共信用信息和公共信用修复的概念,以公共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和社会信用体系的联系为出发点,系统阐释了信用补救措施,即通过公共信用修复的方式来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重塑信用。其次,通过对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文件进行梳理,从修复主体、修复标准、修复条件、修复程序以及信用监督机制五个维度进行总结比较,从中发现我国公共信用修复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以及制度落实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立法方面,目前,立法位阶过低,主要是地方立法先行,且修复程序缺乏体系,失信主体参与度不高,缺乏民主性沟通机制。要使公共信用修复体系快速健康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二,制度落实方面,一是修复主体不明确,文件中对于认定单位与监管主体的规定较为笼统;二是修复标准不清晰,公共信用修复标准及适用范围有待明晰;三是修复条件较宽泛,公权力机关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一般失信行为、严重失信行为与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公共信用修复条件理应有所区分;四是信用监督机制不完善,内外部监督联动力不足,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监管缺位。最后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完善措施和建议。公共信用修复并非短期内、一时的过程,而是一个持久、动态的过程,公共信用修复制度应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信用是个人企业立身之本、社会和谐发展之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已然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多部门共同实施的失信惩戒更是增加了失信主体的信用成本,因此更加需要通过公共信用修复制度的建立来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