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创新投入对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将资本过度投资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的创新投入被“挤出”,并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进而阻碍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企业金融化趋势较为明显。本文基于文献梳理与相关理论基础,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与政府补贴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机制。选取2016-2020年中国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探索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与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探索了不同强度政府补贴调节作用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创业板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投入。产权性质视角下,非国有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挤出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细分生命周期后发现,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在初创期、成长期与衰退期会显著挤出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金融化仅在衰退期的显著挤出企业创新投入。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存在门限效应,相比于低强度的政府补贴,中、高强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减轻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政策建议如下:从政府角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补贴政策,在加大政府补贴强度的同时提升精准性,强化补贴资金的事后监管以确保补贴政策效用最大化。从企业角度,应致力于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内部资金监管以防止管理层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并注重创新文化建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