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其中，英语译本占了绝大多数。概念隐喻在日常生活中被频繁使用，《红楼梦》中概念隐喻的频繁使用尤其体现在诗歌和人名上。隐喻翻译对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译者在翻译诗歌中的隐喻时，既扮演了受喻者的角色也扮演了施喻者的角色。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概念隐喻的形成是基于我们的身体和文化经验，这些经验在我们大脑中形成了意象图式。福柯尼耶和特纳倡导的概念整合理论，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而大胆地提出了心理空间，旨在探讨人类基础的认知过程。　　本文拟在结合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海棠诗社诗歌中隐喻以及隐喻翻译的分析之中。作为一名译者，首先需要在源语言的思维方式中解构诗歌中的隐喻，然后在目标语的思维方式中重构隐喻，最后在第三整合空间中用目标语的形式构建出隐喻。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其体验的影响，这些体验会在译者的大脑中进行深层次的加工进而带有译者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认知主体差异性。译者之间不同的认知主体差异性会影响隐喻的翻译并且通过译文表现出来。本文选择了三个英语译本：乔利的译本，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通过对诗歌中隐喻的分析和归类，结合译者不同的身体和文化经验，对比这三个译本在翻译海棠诗社诗歌中的隐喻的差别，进而探讨译者的主体差异性对隐喻翻译的不同影响。最后，本文以图解的形式将译者的主体差异性与其翻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机制相结合，进而突出主体差异性的重要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