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国家衰落,朝政腐败,士大夫仕进艰难,时代氛围已大不同于前。尤其是到了黄巢起义前后,时局、政事更让人绝望,士人出路狭窄。因此,社会上涌现出一批蹭蹬名场的穷愁之士和沉迹下僚的基层官员。他们对朝政之弊十分愤激,对时代和国家都十分失望。形于言辞,其风格莫不危苦激切,愤世嫉俗,甚至厌世骂世。其时,诗歌、散文等雅文学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感伤、愤世两大思想特征。无论何种文体,多数都是既自伤身世,又多讽骂之意。赋体文学创作方面,涌现出一批以辞赋擅长和名世的作家,如谢观、王棨、皮日休、陆龟蒙、黄滔、徐寅、罗隐等,少数作者还有赋的专集,尤其不同于前。晚唐政局的动乱和他们自身的坎坷遭遇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与盛唐迥异的凄凉之感,流露出明显的悲情审美取向。一些人对现实的抨击十分激烈,还有一些人对现实失望,选择了退避和隐居,因此其赋作又流露出隐逸思想和颓废情绪。无论所写为何,都具有鲜明的衰世末世文学特色。与晚唐五代持续动乱的政局相似,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也充满了割据混乱和动荡不安。动乱的时代虽然造成人生的种种不幸,但也给文学创作带来转机,至少提供了不同于太平盛世的题材、主题和风格。而且,动乱时代同样也能造就文学巨人,庾信便是这样的代表作家。他是梁末周隋到初盛唐这二百年来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在诗、赋、骈文方面均启隋唐文学之先鞭。赋的创作虽然数量较少,但均为名篇,成就尤高,一直被唐人视为典型,加以模仿,因此其赋作对唐代文人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庾信赋作于梁代和北周两个不同时期,因为生活经历和身份的不同,而有着不尽相同的题材类别与艺术风格。而若是忽略其内部的诸多细微差别,转而取其整体,按照前人的说法,其题材则有器用、蒐狩、室宇、草木、人事、言志等多个类别,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文化功用,或写战争动乱,或写贤人失志,或仅写景咏物,或写当时人事,分别具有抒情性、纪实性、科学性、知识性。庾信赋特别注重对偶和声律,音调铿锵,典故丰富,辞藻精美,具有极高的语言艺术。因为其赋作在内容上的多样性和艺术上的经典性,都能在唐代找到不同的知音。唐人之赋承南北朝而来,受他这样的前代典型的影响较大,具体反映在题材类型的相近、句式篇体的诗化、平仄押韵的律化、修辞手法的多变、语言风格的流丽等诸多方面。总之,由于时代氛围、生活经历和个人审美观等方面的原因,晚唐五代文人赋在题材类型、思想内涵、创作风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庾信赋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有一些作品可以视为明显的承传和接受,有一些则只是局部的相似,并不全是有意的模仿。而庾信前期诗文的浮艳流丽与后期诗文的沉郁苍劲两种创作风格也与晚唐文人有着多方面的契合,因而二者在艺术风格上也不无相似性。当然,作为有着众多作家参与的,有着丰富积累和深刻内涵的文体样式,晚唐五代赋在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对庾信等前代作家的简单继承或片面模仿,更多地表现为晚唐五代赋家个人的主观创造。举其大者,比如题材的拓展、主题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对偶的工整,都不同于前人,有过于前人。思想内容方面,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明显增多。艺术方面,受魏晋南北朝抒情传统的影响,加之唐诗、唐代骈文的横向渗透,更加注重形象的鲜明性和语言的生动性,而古文运动的兴起和持续,又使得部分赋作走向散文化的道路,而与唐代常见的句式整齐对称的律赋异样。与此同时,唐人在齐梁小赋的基础上发展出律赋,虽然这些作品主要是为应试而作,多数内容空洞贫乏,但是镂金错彩,形式精致,有语言艺术之美,同时因为以写景咏物之作居多,能够传播不同的文化知识,未可尽废。特别是,晚唐五代赋在对偶、平仄和押韵等方面,突过了前人,表现出唐人在这三方面的用力之深和功绩之著,彰显出作为“诗的国度”的唐朝与前代的不同。而带来这一系列新变的主要原因,则是缘于初盛中唐赋体文学创作的长期积累、文人主体意识的加强、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等。总之,与诗歌和骈文一样,晚唐五代赋在整体上都有着明显的趋深、趋精的写作特点。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晚唐五代赋发生了一系列新变。这种新变,丰富了赋体文学的思想内涵和写作艺术,标志着新时代的赋体文学成就,并对此后的宋代辞赋写作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