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稳固基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尽管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为粮食安全敲响警钟,中国却依然在此次“大考”中做到了粮食市场货足价稳,粮食安全保障无忧,为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主动权。现阶段,我国粮食产能稳定、供给充足、市场平稳,总体形势向好。然而,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不能遗忘历史、盲目乐观,不能今天温饱无虞,就忘了昨日饿肚子的滋味;不能粮食连年增产,就轻言“粮食过关了”。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供求的长期态势是“紧平衡”,粮食生产之“气”可鼓而不可泄,必须防止出现产量大幅滑坡。因此,深入探究如何稳步、可持续地推动粮食增产,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仍是一个有价值的重要命题。毫无疑问,农业基础设施作为确保粮食增产的命脉支撑,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资本”,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必要物质前提。在“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粮食生产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想进一步促进我国粮食持续、安全且有效率的增产,推动农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至关重要。综上,厘清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内在影响机理,分类探究并检验不同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各条作用路径,是提升粮食生产领域中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延续我国粮食提产增效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全面梳理了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的现实背景与参考文献,结合农业经济增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社会先行资本理论,围绕“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影响机理”这一核心研究问题,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视角探究了不同类型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机理及内在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全文以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影响机理为逻辑主线,从其对粮食增产作用机制的三个维度（规模扩张、效率提升和减灾稳产）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影响机理的综合分析框架。就影响机理而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能推动粮食种植规模扩大（规模扩张路径）,以促进播种面积增加;也能从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效率提升路径）和防范自然风险（减灾稳产路径）两个方面提升单产水平,进而推动粮食增产。不同类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功能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从实证检验来看,基于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1）通过面板模型验证了全国层面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显著促进粮食增产,但农业电力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却并不显著。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均对粮食增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增产效应的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中部地区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有显著促进作用。（2）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所言,农田水利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和农业电力设施均能通过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升单产水平来显著推动粮食产量增长。2.本研究遵循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内在机理逻辑,进一步将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作用链条细分为:“规模扩张”、“效率提升”和“减灾稳产”路径,并分别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以进一步检验和佐证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影响机理。（1）本研究将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定义为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规模扩张”路径,基于2000年至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结论表明:在国家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电力设施对粮食播种面积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村公路设施则对粮食播种面积作用不显著;在区域层面,无论是在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对主产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弹性系数为-0.0778,对非主产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主产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弹性系数为0.0387;对非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不显著。（2）本研究将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定义为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效率提升”路径,基于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00年-2018年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其次,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来验证三大农村基础设施（即水利、交通与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340和0.241。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当期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其滞后项则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0388。（3）本研究将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作物旱涝受灾面积的影响定义为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减灾稳产”路径。通过2000年至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来探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水库和农业电力排灌设施对粮食旱涝受灾面积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结论表明:就直接效应而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显著降低区域内粮食作物的旱涝受灾面积;水库加剧了区域内粮食作物的干旱受灾面积。对洪涝灾害的减灾效果不显著;电力排灌设施对区域内粮食作物的干旱受灾面积无显著影响,但其能显著降低粮食作物的洪涝受灾面积。就溢出效应而言,总体上大部分解释变量对洪涝受灾面积的本地效应要强于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对比干旱受灾面积和洪涝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发现,解释变量对于干旱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要强于洪涝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其中,农田水利设施对周边地区旱灾和洪灾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本地区农田水利设施在有效减少本地区旱涝灾害发生的同时,也能通过对周边地区粮食生产用水的丰欠调节而降低旱涝灾害的受灾面积;水库对周边地区干旱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对洪涝受灾面积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电力排灌设施对周边地区的旱涝受灾面积均无显著溢出效应。通过以上结论,本研究从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元化投入机制、夯实保障粮食增产的农田水利基础、稳步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高效发展、构建智能高效的田间电力网络、健全农业基础设施运行管护机制等五个角度提出农业基础设施促进粮食增产的相关针对性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