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离不开群众动员,无论是在苏区时期或是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关于群众动员问题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相对来说可以掌控的地盘内,中共整体上显示出较为强硬的手腕和态度,导致群众动员时常陷入过“左”的境地。然而,如果将视角转移到浙东,就会发现中共虽在该处开辟了根据地,但在建设上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是在军事实力上不如国民党军、日伪军,导致基本区的范围较小;第二是当地社会自我组织程度较高,士绅阶层掌握基层政权与话语权,导致政治工作时常受限;第三由于该地原为国民党统治的优势地区,当地民众多以其为合法政府,对中共的认知度不高,这些都成为群众动员政策选择上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又由于浙东地区在政治、经济意义上远大于军事意义,因此也格外依赖当地士绅的帮助,群众政策的选择亦需对统一战线问题有所兼顾。近代以来,会议作为解释和推行政党政策的场域,是现代化政党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有力方式。对中共而言,在群众中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已有诸多成功的革命经验。但革命经验的落地会产生不同的果实,浙东地区并不常见暴力斗争,而是多强调“说理斗争”,通过会议调节阶级矛盾以求得自身发展,这是由于浙东地区的特殊性而呈现出的独特之处。会场之外,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前期中共选择灰色隐蔽战线,将会议的举行“合法化”,借助国民党的“庇佑”开展群众工作。除此之外,也十分注重对当地民运干部动员水平的培养及对会前周围社会情况的调查,不仅要求会议能够安全召开,同时也强调产生一定的动员价值。而在会场之上,中共选择采用“说理斗争”的群众运动方式,希望能够在军事、政治势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逐步建设与发展根据地。通过对士绅晓以大义以及对农民的“算账”式政治教育,以灵活的形式开展各式群众大会,转变其思想以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同的阶级在会场上有各自的利益目标,这些都使得会议动员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矛盾与统一的内在张力。三北太平闸村减租群众会议则是这一时间段中共“说理斗争”会议的一个缩影。农会辅导队选择在太平闸村这个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动员的突破口,多次召集农民与士绅召开减租会议,在双方差点演变成为暴力冲突时,又由政府出面以民族大义及政府政策施压,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和平地解决了事件。可以说,“说理斗争”是会议的方针,而会议是“说理斗争”推行的主要场域。会议的不断深化背后体现的是中共对该地控制的逐渐加强,最终实现扎根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