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度,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历史中,一直有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外来者从最开始的传教士、商人,到后来的使者、探险家、史地学家、汉学家、科技人员、作者、水手、士兵等,他们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地理、社会、风土人情乃至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记录,也为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旁证”。从明代开始,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感受带回去,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具体的“中国观”。西方人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的。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中国热”,直至20世纪初的“落后的中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有一个从正面到负面的变化过程。而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正是西方的中国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一直以来非常正面的中国形象在这一时期一落千丈。昔日富饶强盛,为西方人学习榜样的中华帝国开始变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有趣的是,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所观察的主体——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西方人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他们来华目的的转变。从西方人对广州的观察和记录来看,便印证了这一点。广州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唯一长期不断对外开放港口,在中西交流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她是中国封建时代外国人接触最多的地方。许多西方人也是通过广州来认识中国,甚至有一些来华西人只知道广州而不知道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广州形象可以说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形象。而清末广州城的形制大体成型于明朝嘉靖年间。从明嘉靖至清末的几百年间,广州城的规模变化并不大。也就是说,嘉靖时期到广州的西方人看到的景象,和清末到广州的西方人看到的景象并无本质的差别,但从两个时期西方人笔下的广州形象来看,两者并不相同,前者是中国华南地区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大都会,而后者则是贫穷、肮脏、嘈杂、人口拥挤的落后城市。同时,鸦片战争后,清前期禁止西方人进入的广州“内城”逐步解禁,西方人终于有机会去观察一直梦想着进入的广州城市中心,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有关广州的第一手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中国观”转变的关键时期,来华西方人对广州的记述进行整理、分类及分析,展示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广州市井形象。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主要讨论西方人广州进城权的问题,包括西方人进城的目的,西方人获得进城权的过程。同时还介绍了排外的中国官员、士绅、民众,以及西方人、中国官员、中国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章节,主要介绍西方人笔下的广州城,包括“解禁”后西方人观察到的“广州内城”,以及广州的街道、人口、城市管理和水上“船城”,并由此探究西方人中国观念变化的原因。第三个章节,主要介绍西方人笔下的广州各色人物,包括剃头匠、算命先生、卖药者、卖艺人、乞丐、小偷、商人、官员、女性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清末广州社会的贫富悬殊,同时探讨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形象的信息来源。第四个章节,主要介绍西方材料中的广州饮食习惯与休闲生活。同时,由此探讨西方人对中国人描述出现片面和偏激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