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594-1596年间，时处而立之年，雄姿英发的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出戏自诞生以来的四百余年间，批评家一直就悲剧的根源，抑或它的体裁归属进行各式各样的分析解释，而围绕“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展开的辩论便是其中之一。前一种观点强调不可抗拒的外在矛盾推动冲突慢慢演化为悲剧，例如家族的宿怨，日期的突然变更甚至于瘟疫的爆发。面对自然的阻碍，无情的变故，一切人为的计谋策划都是微不足道的徒劳。可是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未能充分考虑主人公的性格，认为他们的个性缺陷是悲剧诞生的内在驱动力，比如罗密欧的急躁莽撞加速了悲剧的形成。　　这两种观点虽然有相对充足的论据，都不免有些偏执一端。作者拟从悲剧主体的角度审视这部爱情悲剧，尤其是它历久弥新的电影制作。跳出悲剧根源限定的框架，找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归属并不难。它是年青人的悲剧，书写悲剧的青春。在《悲剧青春:银幕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比比较二十世纪后半叶，彩色有声银屏上三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制作，追循“青春”主题分别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部电影中不同的表现方式。此番电影与文本主题上的探索有两重目的:其一，阐明特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表达“青春和年青”施加的独特不可铭灭的影响;其二，在关注不同时代影片特有的影像的同时，强调三部影片在诠释青春主题上体现的概念上，美学上的联贯性。　　《悲剧青春:银幕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审视三部电影的图像叙事的嬗变，挖掘梳理“青春”主题的再现，得到以下的结论:伴随电影外在影像突飞猛进的革新，“青春”的主题内涵发生着质的逆转:青春从最初打破黑暗与腐朽的激进热情，进而到诉说痛苦，最终逃避一切，归缩到死亡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在文章的导言部分，笔者首先追溯了“性格”与“命运”之争，对莎剧电影改编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电影改编理论作了简要的介绍。重点谈到美国学者赫伯特·科尔森提出的“时代精神”在莎剧电影评论中的意义，各位导演只有将所处时代的特质融入到对剧本的改编之中，才能拉近人们与剧作家的距离，使电影本身成为一部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艺术品。　　本文的第一章选取1954年公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些场景片断，在该片中，彩色影像还是在黑暗中酝酿的几缕游离的光亮，青春缺少华丽迷人的外表，却内含昂扬的激情。意大利导演卡斯戴拉尼通过古典再现和对比的手法，揭示了青春最本质的含义一与衰老和仇恨相抗衡的巨大潜能。青春是无边黑幕下的一丝光亮，打破死尸般禁锶的激情勃发，是爱的宁馨儿。　　第二章选取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弗朗科·杰菲若里指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拍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样的多事之秋，电影除了讲述故事本身，也传递着那个时代的懊恼，愤怒甚至血腥暴力的时代情绪。在二战后的第二个十年，彩色影像的发展为观众呈上更优美，更诗意的画面，可就在“鲜花与少年”的背后，青春却在诉说成长烦恼苦涩的历程。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抑或提伯尔特，和茂丘西奥都不得不在捍卫荣誉和拥有友谊和爱情之间做出抉择。青年作为青春的主体，同样还在怀疑挑战旧的权威，但更多被赋予了诉说自身的发言权，因此电影的基调由激昂的反封建主题转为一札“痛苦”叙事。　　第三章聚焦于澳大利亚导演巴兹·卢休曼的《威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间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电影技术发展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然而在影像泛滥的后现代背景下，青春表现出最颓废，保守的一面。导演为故事设计了一个融合当代墨西哥城和佛罗里达海滩特征的背景，结合爱情片和警匪枪战片的特点，一方面迎合青年文化的市场需要，同时成功塑造了最为悲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形象。这对恋爱中的宝贝在逃避混杂的现实中追求爱情，上演了一出死亡的悲情剧。这样的演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悲剧在高科技的社会里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吗？　　通过对三部《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进行历时性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青春的悲剧因而得以展现青春不同层面的困境和憧憬，而物质上的繁荣在帮助导演挖掘青春复杂内涵的同时，最终带来了一个个越发让人扼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