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多起虐待动物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在诸多国内外学者以及社会组织的呼吁之下,我国对于动物保护相关问题开始重视起来。而动物这一特殊群体在法律中的地位较为特殊,由于其自身的生物特征使其无法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故将动物作为特殊的客体进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从研究刑法的立法目的来说,法益侵害是将某一行为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并且在法益侵害的前提下需要着重考察虐待动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公民有享受良好的社会公共氛围的权利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良好的社会公共权利包括善良的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而行为人用残酷的手段虐待动物严重冲击了社会公众善良的道德情感,突破了道德底线,严重破坏了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公众对于虐待动物行为已经突破了容忍底线而达到排斥的程度,因此虐待动物行为犯罪化具有正当性。不仅如此,我国缺乏禁止虐待动物的专门立法,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无法有效规制此类行为,因此在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将虐待动物行为犯罪化将是当务之急,也是完善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要求和应有之义。可喜的是在我国,将虐待动物行为犯罪化有着较强的可行性,是民意之所向,加之逐渐发展的动物保护理念、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以及牢固的经济基础,都为虐待动物行为犯罪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出罪与入罪的问题上以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为依据进行考察,虐待动物罪的犯罪客体为社会法益,在犯罪客观方面中明确对动物的范围界定,对虐待行为从对动物所导致的后果、实施虐待行为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虐待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这三个角度把握,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同时,将罪名设为虐待动物罪置于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刑罚设置也必须于我国的刑法制度体系相协调,虐待动物罪作为一项轻罪,刑罚不宜过重,不得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