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提出“京城诗”这一全新术语,并将诗人分为“京城诗人”(capital poets)、真正的“外来诗人”(the true outsiders即非京城诗人)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诗人”(tangential poets)三类。他为我国唐诗研究开启了新视阈,也给我们留下了第二次审视和再研究的重任。本文以宇文所安盛唐“京城诗”为研究对象,以“京城诗”的解读为切入点,通过对“京城诗”创作主体、“京城诗”创作内容以及“京城诗”渊源流变的研究,尝试重新审视“京城诗”。在辅以整体性考察和系统性阐释的基础上,力求使盛唐“京城诗”相关结论更经得起推敲。笔者以为宇文所安过于强调“京城诗”创作主体的身份有待商榷,因为“京城诗”创作主体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其创作心态发展轨迹的一致性是准确、清晰地描述“京城诗”创作主体的关键所在;同时宇文所安界定“京城诗”创作内容的狭隘性也有待商榷,因为“京城诗”创作内容具有丰富性的特点,但体现出来的“京城趣味”的一致性是准确、清晰地描述“京城诗”创作内容的核心所在。宇文所安不囿于中国传统既定模式的创新思维和他者视角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启示,但是这种启示有时并不完善,还需要我们“接着说”。以“六经注我”的开拓精神,继续加大研究力度,在充分肯定其创新的基础上,将他没有说清楚、讲明白的地方重新分析阐释,深入挖掘,力求将现有研究成果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