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产物，也交织着社会文化转换中的种种问题、种种矛盾与若干困惑。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文明的激烈交锋和碰撞中，由于中西文化和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西方文学理念的中国移植；第二，中国本土经验的现代转换。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也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种文学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两种不同的文学选择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了不同的风采与绚丽，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理应受到我们同样的重视。 概而言之，“五四”新文化派基本属于第一种类型。“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新文化派高举“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的大旗，秉行“拿来”主义的文学主张，大量译介西方文学，积极汲收外域的文学养分，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什。这一派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中呈现了异常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而且顺应着近现代中国新文化想像与建构的思维路向，因此被文学史家作了大量的辑录、书写与铺陈。 《学衡》派、《甲寅》派与“鸳鸯蝴蝶派”大致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们在文学理论的阐释和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中，主张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应该以遗弃传统文学的丰富成果为代价，而应该从传统出发，中西兼采，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世界。在表现形式上，这一群人也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亲缘性特征，如《学衡》派、《甲寅》派的文言表述方式，“鸳鸯蝴蝶派”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化写作策略和章回体文学形式，等等。此外，中国现代的旧体诗词在形式上也直接沿用了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也从诸多方面显示了与传统的密切关联。这一派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中，显现的不仅不是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而且许多还是与现代性相左的内容，可以说是反现代性的。由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近现代中国新文化想像与建构的思维路向相违逆，与主流话语不相谐和，因此成为文学史长期漠视甚或遗忘的对象。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不同的文学选择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命运。选择亲和西方文学的五四新文化派一直是文学史的宠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存所有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架都是以它们为骨骼而搭建的。与此同时，选择亲近传统的一派则一直无法从历史的幕后走向前台。本来他们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演过正角，曾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一种独特的声音而留存在岁月的唱片里，但在当代学者那里，他们不再被正视，很长时间不入文学史家的法眼，都被当作现代文学的逆流而处置。 “重写文学史”!这句由上海学者在八十年代末期郑重提出的口号，是一声惊雷般的怒吼，闪烁着理论的睿智和思想的光辉。不过多年以来，重写文学史一直思考的是如何重写新文学史，如何将以往粘附在新文学本体上的政治尘埃擦拭干净，而不是思考怎样重写现代文学的全貌，恢复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 “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文学史从前的一统格局和教科书面孔，促进了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但并没有将现代文学中与传统极为亲近、有着反现代倾向的这一派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正确的考量和估价，己经 “重写”出的文学史依然维护着旧有的新文化本位观。 对文学史的彻底反思和评估出现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一些学者从促进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新世纪健康发展的理念出发，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思考、清理与盘算，从而发出了大胆的疾呼，甚至发出了带有明显偏激情绪的声音。如，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己经“失家”，走上了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声音，陷入了“失语”的沼泽，失掉了理论原创力;还有学者质疑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合法性，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的这个创作路子未必就走对了，离开了传统文学的给养，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有着“失言”的趋向。从现存文学史的书写文本来看，这些“失家”“失语”“失言”的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换个角度，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旧体诗词、鸳蝴派小说和“学衡”派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时，这些论调又显出了偏颇的一面。也许任何理论都是这样，只有在片面的强调中，深刻的光芒才能向四外发散开来。不过，这种“失家”“失语”“失言”的言论倒是在提醒我们:要想真正做到重写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文学中那些与传统更接近、与现代性相渺远的事实，或许在那里潜藏着更应该为中国文学现代化不应遗忘、值得珍视的宝贵东西。 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生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状的定性分析和估定，它既要参考西方现代性范畴的客观规定性，还要考虑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实际。因此，我相当赞同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文化间性”的考察这一理论主张，也就是说，在重审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中充满着文化自主性的因素。在论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