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一直不佳。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育企业表现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绩效低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一是各种暗箱成本，如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改革成本、历史成本、腐败成本、沉没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二是国有企业在日常管理和改革过程管理上的权责险分离问题；三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偏重于治标而忽略治本问题；四是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命偏重于从官本位出发而忽视能力本位；五是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点多面广。只有彻底消除上述问题，国有企业绩效才能得到根本改善。彻底消除的方法只能是改革。 经过近48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实践，终于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突破口：产权制度改革。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绩效普遍都有了明显提高。但实践同时也证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给超产权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提供了空间，也给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管理一直为政府所主导。政府与国有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政府如何与时俱进，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管理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历程，我认为既有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改善，又有体制环境的变革。体制的转变涉及多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过程中和改革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角色定位是相互包容，紧密相连的两个过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角色的定位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理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府功能与角色定位。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有理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才能根据需要对政府管理企业的功能进行再造，形成新型的政企关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政企关系研究的有益成果，将我国政府角色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者和调控者；市场规划、执法和监督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国际市场的开拓者；社会保障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