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自然保护管理部门先后探索将森林资源社区共管作为解决保护区和周边农民冲突的一种战略途径。经验证明共管实践依赖于一套嵌合在当地和区域水平上的社会关系——社区农民的集体行动,本研究试图解析林缘社区农民合作的经济学逻辑,并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的基础、性质和边界,从而对“共管如何可能”及共管诸多特征提供一个微观解释。研究表明,只要政治或社会条件配合,一群相互依赖的农民,能够跨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社区公共资源管理和自我发展上产生卓越的绩效,这是共管实践的社区行为基础。本研究的模型证明互惠行为和强互惠行为是指引农民自发合作的两只“看不见的手”,它们可能在一个演化的意义下逐渐消除个体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且内生于此的合作均衡状态能抵制一定程度的内外部冲击实现自我稳定,这些为共管实践的多样性和持续性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解释。然而社区、市场和国家三维体制的摩擦正逐渐侵蚀着农民合作的传统基础,特别是市场经济增强了农村家庭的独立性和流动性,这既为高层次、大范围的农民合作提供了机遇,却又深刻地改变了农民行为互动的传统博弈框架,这或许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笔者不想把难题全部交给政府,但我们坚定地认为共管机构及政府行政需要接受而不是拒绝森林资源管理的复杂性,从而更加谨慎地在制度上权衡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