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稳定就业是中国“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经济基础的重要前提,备受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视。但一直以来,农民工就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工频繁或者流动性过高,且至今也未得以有效缓解,致使许多用工企业中“民工荒”、“用工荒”现象重复上演。农民工过高的离职率既不利于用工企业积累特定的人力资本,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城市融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答“农民工为什么离职?”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学界长期以来为农民工为何离职提供的解释取向主要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传统离职模型,但存在循环论证嫌疑或预测力不足的问题。工作嵌入理论为离职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新、可靠的框架,且完全能将农民工鲜明的就业特征纳为研究内容,而组织伦理气氛作为农民工与用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定情境,将其视为农民工离职决策的企业维度因素尤为必要。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尚未有效缓解的双重现实背景下,从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两个层面视角揭示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不仅有助于丰富已有相关理论,还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及市民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及数理模型,利用针对企业农民工的实际调研数据,采用OLS、Probit、2SLS、CMP、事件史模型以及HLM阶层模型等计量方法,基于两个层面视角分析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关系,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分析部分。首先是企业层面理论分析,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其次是个体层面理论分析,运用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再次是机理分析,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最后,根据理论分析构建农民工离职决策框架。二是实证分析部分。基于调研数据,利用相应测量工具对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进行量化及描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首先,运用HLM阶层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及离职行为的跨层次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及讨论;其次,运用OLS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2SLS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CMP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运用事件史模型讨论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多次离职行为的影响;最后,运用HLM调节式中介效果检测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的跨层次路径关系,并进行稳健型检验,得出影响路径模型。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第一,农民工在规则、关怀和自利方面对用工企业伦理准则的感知具有良好的组间平均数信度和组内共识,规则型、关怀型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普遍并存于企业组织,并可以通过农民工个体感知获得;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感知以规则为主,自利次之,关怀感知程度则偏低;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离职意向量表能够反映其离职心理以及与工作情境的嵌入关系,且组织嵌入程度高于社区嵌入;测量工具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弱。第二,回顾性信息显示,86.37%的农民工已经更换过工作,其中有过1次换工的占比26.99%,有过2次换工的占比21.24%,至少有过3次换工的占比38.14%,且在近2年内有过换工的占比46.73%;从长期离职事件来看,农民工平均在某个工作上的持续时间为32个月,2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13个月内离职,50%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25个月内离职,7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50个月内离职;时隔2年后回访观察发现,农民工的整体离职率为32.39%,其中在首份工作上的离职率为35.71%,且已离职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明显高于未离职者;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都会随换工经历的增加而下降,且在区域上自南向北递减;制造业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均高于其他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较之老一代更高;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均会导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存在差异。第三,组织伦理气氛可以解释农民工离职。不同企业之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36.65%的离职意向变异和22.81%的离职行为变异由企业层面因素决定,其中组织伦理气氛分别解释了29.76%和21.44%。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具有显著的跨层次影响,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且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的作用较之规则型组织伦理气氛更大;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会提高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但不会促使农民工产生离职行为。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规则、关怀感知会抑制其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而自利感知不仅会提高其离职意向程度还会促使其产生离职行为。组织伦理气氛在农民工个体层面特征对其离职的影响中具有结构性调整效应。第四,工作嵌入可以预测农民工离职。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都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且组织嵌入的作用大于社区嵌入。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但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约束不明显。从农民工离职的多发性角度来看,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的多次离职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会对农民工产生保留作用。第五,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存在跨层次调节式中介路径。离职意向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则会减弱组织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离职行为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启示:政府决策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抓紧建立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的登记、监测机制,在相关政策上配以农民工就业补贴的优惠机制,适当以“诱导”代替“监管”来引导用人单位在实践中留用农民工。用工企业一方面应当积极培育和增强良好的组织伦理气氛,抑制和削弱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民工在组织结构和社区环境中的嵌入程度,不仅要增强农民工在组织结构中的嵌入关系,还应当关心农民工的社区嵌入,试图通过社区留人。农民工自身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动捍卫自己的道德人格,加强素质修养的实践与学习,自觉增强团结互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助力用工企业构建良性组织伦理气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农民工和企业组织同时置于社会结构中,从两个层面探讨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逻辑,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遵循的单一化思路,拓展了农民工离职问题的研究视角。第二,分析了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不仅从中国农民工视角检验了工作嵌入对离职的预测力在跨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及特殊性,还为解释相似个体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决策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把握农民工离职脉络提供了新助力,弥补了相关研究空间。第三,鉴于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嵌套关系,构建分层数据,采用阶层线性模型处理跨层次变量,不仅克服了分层数据不满足方差齐次性和独立分布的局限,还解决了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估计偏倚问题。同时,采用CMP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克服了被解释变量必须连续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