袱觀裔世事的仕途生涯,可謂是生不逢峙,恰好趣上了朝廷黛政最為激烈的那一段時期。刚刚考取造士,就因為夏言認定他的老師唐龍是嚴嵩的黨羽而受到牵連,從状元燮成了二甲進士,前途大受影響,一生未能真正居於廳堂,只能輾蒋於地方。在四川擔任僉事,他政績優異,建功立業自信心刚刚恢復,老师唐龍就不幸死於黛争,緊接著夏言倒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辅惨遭棄市,繼而嚴嵩父子弄權多年,無數敢於對抗他们的大臣皆不得善终。他在湖南期間,他的同年兼好友到起宗因言祸被贬,這件事無疑封他思想的燮化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他的理想和锋芒因此消磨殆盡。在這之後,他為人處事比起以往更為谨慎,文學作品受到影窖,再也不似以往般灑脱,直抒胸臆,而是隱晦的抒發自己的内心情感。王世貞批評他楚政之後的作品大不如前,是因為從個人品味上看,他顯然更加欣赏喬世寧早年的那些能夠眼前一亮的清新之作。因此,他封喬世寧的詩歌,肯定之餘,屡有批評。認為“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氟不龐莊”。因為喬世寧的詩歌風格有所蒋燮,所以他中晚期的詩歌,“清泉放溜”之作“殊少”。相比之下,他早年創作的《北風篇》等詩歌,是明顯的豪放之作,所謂的氣不莊,顯然指的是如《送李元峯方伯致仕》這類作於晚年,風格比较婉约的作品。從個人性格上看,王世貞出身名門,向來恃才傲物,性格上亦比较張揚,而喬世寧则不断從人生经歷中吸取教训,低调處事。結果是王世真的父親王仔被嚴嵩冤殺,在朝廷門爭中受到極大的打擊傷害；喬世寧卻既能夠獨善其身,同時又能夠全其操守。喬世寧詩風上的蒋燮,實是受到他性格蒋燮的影窖,所謂文如其人,誠如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