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资本市场变革的重要内容,它有效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优化,促进了资本在不同国家及地区间的有效配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顺应时代趋势,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沪深港通”交易机制的发展与推进更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沪深港通”包含“沪港通”机制和“深港通”机制,分别成立于2014年11月17日和2016年12月5日。“沪深港通”机制的成功建立标志着我国沪、深两市与港市之间实现了技术与贸易双向性质的互联互通,满足了内地及香港等境外机构投资者跨境投资的多元化需求,尤其是为我国内地资本市场引入了大量专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加快,许多企业趋于打造多元化、层次化和综合化的产业链条。因此,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提升自身盈利能力,更加偏好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以达到提高自身竞争实力、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及降低经营风险的目的。企业并购商誉往往产生于溢价并购。而且,高额并购商誉涉及的金额重大,会产生严重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剧股价崩盘、后续商誉减值的暴雷风险等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以并购商誉为对象,探究在“沪深港通”交易机制背景下,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并购商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不同的产权性质和交叉上市的企业特征,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吗?本文主要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思考。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以2010-2019年间沪、深两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利用“沪深港通”的外在冲击,对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并购商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沪深港通”的政策背景下,资本市场开放显著减少了企业并购商誉金额。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于国有上市企业,资本市场开放对非国有上市企业并购商誉金额的降低程度更加明显。区分交叉上市特征后,发现相比于交叉上市企业,资本市场开放对非交叉上市企业并购商誉金额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接着,本文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安慰剂检验、更换商誉度量方式以及变换样本范围等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显著减少企业并购商誉金额的内在机制,即: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外部两种作用机制减少并购商誉金额。从内部角度来说,资本市场开放能够优化公司治理效应,提升内部代理效率;从外部角度来说,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增强外部监督作用。而且,研究还发现:“沪深港通”能够显著缩小企业并购商誉的减值规模,减少了商誉泡沫的大量形成。最后,本文分别从企业、政府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等不同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并作出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宏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我国推进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进程、完善与优化“沪深股通”机制,稳步有序地放开境外资金进入我国内地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弥补并购商誉影响因素的研究空白,对我国上市企业减少高溢价并购决策,抑制商誉泡沫的形成具有明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