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传统村落生产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一直以来，作为维护村庄共同体存在的重要载体，村落公共空间的地位举足轻重，是村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冲击，广大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被蚕食吞并，村庄的共同体价值日趋衰微，乡村文化的传承也因此面临载体缺失困境。　　基于对浙江中部琐园古村的实地调研，文章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以“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对不同时期村落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展开深入研究，探讨村落公共空间生产对于乡村文化传承的作用机制。其中，“空间表征”代表社会制度空间，“空间实践”代表公共空间的实体变迁与结构功能再生产，“表征空间”对应乡村的文化生活空间。同时，针对案例村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将其抽象为政治公共空间、生活公共空间和生产公共空间，通过对不同时期公共空间的生产历程研究，总结发现公共空间的变迁规律及其对乡村文化传承的影响。　　研究发现，建国后随着国家力量对农村生产生活控制的加强，宗族公共空间迅速被以大会堂为代表的政治公共空间取代，形成“政社合一”的乡村社会格局。而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及国家权力上浮后，家庭开始成为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村落公共空间逐渐萎缩，村庄“文化空心化”现象严重，乡村文化逐步趋于荒漠化。近年来，伴随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力度，村两委协同部分村民自主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通过与外界展开对公共空间利用的互动过程巩固宗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宗族文化。此外，文艺活动的演绎促进了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村民自发维修或建造的庙宇等生活公共空间延续了地方特色民间信仰，并通过参与旅游村庄业态的摆放而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　　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认为合理整合利用村落公共空间是当前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其中，需要做到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培育，以及创新公共空间的物质精神载体。同时，只有国家、社会和村民协同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开展多元乡村文化活动，乡村文化才能得到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