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售价格维持是反垄断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Leegin案之后,美国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他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我国反垄断执法与司法部门也因这种影响而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定产生了适用中的分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这些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往往与非价格限制行为相结合。如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进行规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以此为背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等,为下文的研究提供基础。第二部分,转售价格维持的一般解读。转售价格维持是经营者与其交易相对人约定,就其向交易相对人供给的商品,在交易相对人转售于第三人时必须执行一定的价格条件。转售价格维持在商业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并且可能会以某种合法的形式进行伪装从而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界定转售价格维持并总结其特征,将其与相邻概念相区分,从多角度识别转售价格维持,是把握其实质并采取适当规制措施的基础。转售价格维持主要表现为固定价格、限定最低价格、限定最高价格、规定区间价格等几种形式,既有生产商主导型、零售商主导型,也有共同主导型,既有双边协商型也有单边政策型。从经济属性上讲,转售价格维持属于松散型的纵向一体化。从法律属性上讲,双边协商式转售价格维持具有契约的性质,而单边政策型转售价格维持具有反契约性。第三部分,转售价格维持法律规制理论及抉择。作为反垄断经济学及反垄断法中颇受关注的问题,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制存在违法论与合理论的对立。违法论主要从品牌内竞争及便利生产商或经销商共谋两方面进行推理与论证,认为转售价格维持具有限制品牌内竞争及促成生产商或销售商卡特尔的消极效果,而合理论从防止搭便车、避免双重加价、证明产品质量、解决需求不确定性问题等四个方面,认为转售价格维持具有促进竞争的积极效果。但实证经验证明,违法论多数情况下是不成立的。合理论虽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成立,但其以垄断生产商的效率为主导,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有限度地承认其积极效应的前提下,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制不应站在生产商的立场以合理论为主导,应注重对零售商的保护,应立基于消费者福利。第四部分,分析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法制,总结其可资借鉴之处。美国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是通过判例法确立的。美国法院最初主要依据《谢尔曼法》中有关“共谋及限制贸易”的规定将转售价格维持视为生产商通过契约限制零售商交易自由的行为,进而以本身违法原则对其进行规制。但美国各州立法都出现过基于对中小零售商的利益保护而使转售价格维持合法化的阶段。整体上美国法院较为重视经济分析理论的应用,对生产商主导的单边型转售价格维持较为宽容。在leegi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彻底转向保护生产商的效率。欧盟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立足于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自由,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对经销商竞争自由的保护,只是受leegin案的影响,开始允许生产商的效率抗辩。德国对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制伊始就考量了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力量对比,并基于此认为应保护零售商的自由竞争利益。日本的立法内容移植了美国法,但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法院和执法机关均认为转售价格维持是单方强制性行为,是阻碍自由交易、自由竞争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实践中亦重视转售价格维持对交易相对人自主决定价格参与自由竞争的损害。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经验表明,应在价值取向明确的基础上采取规制措施,并注重对经销商之竞争自由的保护。第五部分,我国现行转售价格维持法律制度的检视与反思。理论上对我国《反垄断法》中有关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定存在不同解读,对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制原则存在分歧,导致了执法与司法上对待转售价格维持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产生了实务中的困惑,也产生了不必要的论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并未明确转售价格维持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未明确对单边政策型转售价格维持进行规制,对一些需要豁免的领域未进行明确的规定。第六部分,完善我国转售价格维持法律制度的思考。我国反垄断法融入了多元价值,但对某一具体行为的规制往往有一种优先性的价值,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顾次优价值。我国的转售价格维持多由处于相对优势的生产商主导,并且多与其他纵向非价格限制手段相结合,体现的是主导者的单边意志,属于典型的单边政策型转售价格维持。因此对其规制应以经销商或零售商的竞争自由为导向,同时将消费者福利作为竞争自由的边界。在规制进路的选择上,将单边型转售价格维持纳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对双边型转售价格维持则允许进行效率抗辩。对于奢侈品及纸质出版物等对特定社会成员十分有利或者对社会整体文化利益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则应允许转售价格维持的除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