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交易已有数十年历史,并不缺乏相关研究,但基于融资租赁合同的不可解约性,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必然严苛于其他合同,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未充分,例如对我国将部分事由规定为合同解除事由的合理性存有争议。此类法定解除事由是否应为解除事由的合理性辨析,应以不可解约性为基础,结合我国融资租赁发展相对落后这一背景,并考虑融资租赁发展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出现的交易新形式,并具体分析合同解除与否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再下定论。总体上应肯定现行融资租赁法律法规中合同解除事由的合理性,当下应支持合同当事人均可解除事由的规定;出租人严重违反平静占有义务应构成承租人解除事由,但在法律用语上有待完善;出租人于承租人无权处分租赁物时的解除事由,在列举域外类似规定并肯定其合理性后,应以处分行为对出租人所有权的影响进行分类辨析;在破产解除中,应设定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挑拣履行权的例外规则,以租赁物期满归属及具体破产程序为分类标准,继而得出出租人解除权和承租人选择权何者优先的结论,同时破产中止理论不宜绝对地运用至破产解除上。文章新颖之处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融资租赁交易新形式、我国融资租赁交易发展现状为背景,并以融资租赁合同不可解约性为研究基础,综合考虑承租人无权处分租赁物和不同破产程序等因素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贯彻分类思想的运用,提出暂应肯定部分双方均可解除事由的合理性、应对部分解除事由再度分类处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