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烟草传入中国后,便逐步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传统烟业开始了向近代卷烟工业的转变。与此相对,政府对于烟业的管理也逐渐加强,从北洋政府时期的烟酒公卖制度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卷烟统税制度,烟草政策与烟业发展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抗战时期,面对日益持久的对日作战,国民政府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稳定物价的考量开始施行专卖政策,以进一步巩固其战时统制经济体系。烟类随即被纳入专卖事业,成为战时四项专卖物品之一,国家政策之于烟业发展的影响在此时期达到顶峰。在战时烟类专卖事业中(1942年7月-1945年1月),国民政府建立了覆盖广阔的组织系统,以“民制、官收、官运(或商运)、商销”为方针,通过对烟农、卷烟用纸厂、烟类生产者、承销商、零售商等五大商业主体的监管,构建了基本的烟类专卖体系。综合考察战时烟类专卖事业,其确实起到了增加战时财政的目标,而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后方烟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烟类专卖并没有起到稳定物价的目标,反而因为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阶段的漏洞加剧了烟价的上涨,从而又给后方烟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致使后方烟业出现极度膨胀之后又开始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