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席卷带来了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发展成了学界讨论的重点。要明晰乡村的未来发展,有必要对乡村变迁的动力机制、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土地作为乡村社会基本的生产资料,目前农村地区盛行的土地流转将进一步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从村落的“共同体”这一属性入手,以川南S村为考察对象,分析不同的土地流转形式对村落共同体的重塑、重塑过后共同体的运转现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治理带来的转变,进一步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土地代耕作为小面积范围内的土地流转形式,因其流转时间、流转面积的灵活性而成为村落共同体内部较为常见的一种土地流转形式。依托土地代耕关系进入村落共同体内部的主体,为了进一步稳固土地代耕的资格,往往会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共同体内的生活,加入村落共同体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打破村落共同体高同质性、封闭性的状态,使得村落共同体的社会边界进一步扩展,进而超出了村庄地域性边界的范畴。而土地转包作为发生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的面积较代耕来说更大,时间上有一定的约定限制。在经历无偿到有偿转包的过程中,引导着村落共同体内的亲缘关系向渐趋理性化、利益化的方向发展。作为跨越村界范围建立土地流转关系的土地出租,主要群体是携资本而来的外来主体,纯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使得利益化与契约化的观念冲刷着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底色,传统道德约束机制的缺失与契约化机制的悬浮使得村落共同体的运转面临新的挑战。这些都对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落共同体的发展必须贴合乡村实际,顺应时代的变迁,往更高层次上发展。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聚焦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当下的农村土地使用现状,土地承包到户后给予了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而市场化浪潮对农村地区的席卷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渐趋松动,农民离农的现象日益显露。土地流转形式的多样化使得村落共同体运转在不同层面受到影响,实现了村落共同体基于经济基础转变上的重构。重构后的村落共同体带来了乡村社会治理基础的改变,包括主体的双重变动及村落内社会关联的重组。基于此,要实现土地流转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提升,仅仅依靠乡村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在挖掘村落自身治理资源的同时必须依靠政府力量的注入弥补乡村治理的孱弱性。在具有牢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内部,注入政府服务的力量,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稳定有序运转,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