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危机与现代性困境,许多思想家都在苦苦求索以探求人类之出路,找寻政治之发展方向。汉娜·阿伦特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且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亲身经历了纳粹政权的种族迫害并见证美国社会繁荣发展的现代性困境后,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创造性回应,以一种“共和之路”的重建来挽救政治之衰微,实现积极生活的回归。不同于施特劳斯为了摆脱历史进步论的误导而提出的重返古典政治以重铸人性之尊严,阿伦特所强调的“回归”本质上是对“回归到政治事务本身”的追求,关注的是“政治”的本真性与现实感。面对令人担忧的现代世界,试图在事件中寻找对人之限定,以人的不同生活方式来考察人之存在。因此,专注于公民行动、积极自由以及政治空间营造的共和主义理想就成为了阿伦特面对现代性的困境所给予人们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阿伦特开启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主义复兴的序幕,成为了新共和主义的先声,为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阿伦特将古希腊城邦与古罗马共和国作了一个本体论的阐释,把“政治”揭示为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人的诞生性(natality)与复数性(plurality),促使他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建立并保持一个自由的显现空间。而在极权主义与现代性困境下,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政治生活的日益式微,人们忘却了政治最本真的状态,一种作为实现个人自由与自我卓越的最好方式。因此,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就紧紧围绕彰显政治的实践意义而展开,以追求与实现一种积极的政治生活方式,确立持久的政治制度来捍卫公民彼此间的权利与自由。她从人的诞生性与复数性出发,探讨了行动之力量,开启了行动之三重维度,构建了政治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从而确立了以行动为主线、以自由为目的共和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由此,始于复数人的开创行动,成于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复兴,稳定于共和国的构建就成为了阿伦特共和政治的思想理论精髓。那么,行动如何才能转变成为一种制度,以彰显个人卓越之自由,实现公共领域之复兴?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研究过程中,阿伦特提出,建国之父们通过彼此间相互承诺的力量,再现了一个可持续的古罗马共和国的奇迹,且实现了雅典人自我展现之愉悦。由此,通过法、美革命之意义考察,阿伦特探讨了其共和创建的路径依据,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委员会制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但受历史时代与其个人经历的影响,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存在三方面的理论困境:第一,对生产关系的审视缺失,将生产、贫穷、资源配置等问题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最终空化了公民行动的内涵;第二,对公共领域的过度崇拜,误解了社会领域的意义和内涵,忽视社会治理的公共价值;第三,对委员会制的空想主义,使得委员会制成为脱离政治现实与实践经验的一种乌托邦。为此,笔者结合马克思以及其他当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精髓,从“必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概念发展、公共领域到社会领域的并立解读、委员会制到公共习性的文化治理”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对阿伦特思想的修正,以寻求阿伦特的共和主义重新回归于现代政治的现实需要。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念兼具古典与现代的双重特色,共和主义在当代的复兴与发展有赖于其所作出的杰出阐释,她被誉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当代阐述者。所以尽管阿伦特的共和理想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充分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乡愁或人民的乌托邦,但其共和理念依旧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一方面,她的共和主义思想实现了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开启了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之路,为新政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一种谨慎的希望;另一方面,其共和主义思想中关于公共领域、公民行动以及政治自由等内容的阐释成为了当代共和主义的重要议题,深刻影响了包括波考克、麦金太尔、桑德尔、泰勒以及哈贝马斯等在内的诸多共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宝贵遗产,也最终确立了其在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中“承继者”与“奠基人”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在中西方共性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文化泛滥、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与公共责任感缺失的政治社会现实面前,在对西方文明的特殊土壤怀揣应有警惕性的前提之下,为应对国家社会转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笔者借助对阿伦特共和主义思想中的德性、行动与制度化的系统性概念的思想批判与实践反思,从公民化、参与化和法制化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的探讨展开详细论述,并使之符合中国的政治土壤与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