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给我国劳动领域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就业形态的变革。“新就业形态”,以网络平台与算法等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相较传统就业模式,呈现出日益灵活化、高度自主化等特点。其中,以互联网要素为核心的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的典型表现,与之紧密联系的平台就业成为主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并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和发展潜力。但由于新就业形态具有不同于传统用工方式的特点,如何解决劳动关系的认定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就成为了一个普遍难题。劳动关系的认定在整个劳权保护的理论构建与制度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而明确的价值指向则是解决劳动关系认定问题的逻辑起点,往往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因此,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据此,本文通过梳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现状和困境,从劳动法特殊的理念价值与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需求出发,运用数字思维、场景思维和法治思维等明确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应有的价值指向,并在价值指向的引导下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即保持劳动关系认定的独立性,依据劳动关系的本质革新从属性认定标准,正确处理当事人合意与客观履行事实之间的关系,构建多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以实现合理的区别对待。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现状与困境进行梳理与总结。在疫情与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势不可挡,但目前价值指向的缺失导致劳动关系认定的定位错误、传统认定标准失灵、合意取舍的“两难境地”等。第二部分:以价值指向为视角,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认定进行理论分析。根据劳动法特殊的理念价值与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需求,价值指向的构建围绕保护数字弱势群体、和谐劳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回归劳动法特殊的历史价值,探寻新就业形态隐蔽的劳动关系本质,这是劳动关系认定的前提;其次,在此基础上,依据劳动法的公共政策属性,构建劳资政三方相对和谐稳定的利益格局;再者,从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出发,通过发挥劳动法的发展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部分:比较研究美国和德国劳动关系认定的相关法律与制度。美国加州2019年颁布的《加州零工经济法》对我国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界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德国的“类雇员制度”及“类型化判定方式”,我们应结合国情辩证地看待。第四部分:针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具体困境,在明确价值指向和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认定难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一是要保持劳动关系认定的独立性。对于劳动关系认定定位错误的问题,依据劳动法保护弱者与促进发展的价值理念,使之与社会保障法等适当分离;二是要革新从属性认定标准。针对传统认定标准失灵的问题,要将劳动法的保障功能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需求相结合,依据劳动关系的本质揭开新就业形态的“面纱”;三是要正确处理当事人合意与客观履行事实之间的关系。面对法院在合意取舍中的“两难境地”,应贯彻劳动法的基本价值与核心精神,坚持“事实第一”原则;四是要构建多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解决劳动关系认定困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上,以劳权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指向为引导,通过对权利义务的配置实现合理的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