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用2004年到2007年到香港跨境上市的33家A+H股公司和1138家纯A股公司为样本,通过比较它们在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差异,考察是否能通过跨境上市这一机制来“绑定”上市公司,从而产生“跨境上市溢价”。　　 本文先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司治理结构的综合指标,再分别提取控股股东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运作、监事会及其运作、经理层的行为特征等综合指标。然后,本文用混合数据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除了经理层指标和监事会及其运作的指标外,跨境上市的公司的整体治理水平、控股股东及股东大会运作指标是纯A股公司的两倍,董事会及其运作特征指标明显优于纯A股公司49％,从而初步认为跨境上市使公司治理结构产生明显的转变,存在“绑定效应”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公司治理指标放进公司绩效的回归模型中,以纯A股公司为基准组,A+H公司为处理组,对跨境上市给公司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考察跨境上市的公司能否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取得比纯A股更优的财务绩效,即产生“跨境上市溢价”。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事件、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发现在跨境上市公司的综合指标和控股股东指标较低时,盈利指标中的每股收益(EPS)比纯A股较低,但随着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将反超A股。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营运指标的存货周转率(InvTR)对经理层综合指标的回归模型中。除此以外,笔者找不到跨境上市的公司比纯A股公司绩效更优的证据。因此,本文认为虽然通过跨境上市改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绑定效应”,但仅靠“绑定”,强调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并不能提升公司绩效。　　 因此,本文认为只有保证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责任、权力分配明确,严格遵守海外监管与信息披露要求,通过外部治理机制约束来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真正“绑定”控股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并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提升公司业绩,从而获得“跨境上市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