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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我们常常能够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延绵不绝的根基往往来源于一个坚定、统一的价值观:当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总有一种主导(或者说主流)价值观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主导价值观遭到其它价值观巨大冲击而发生裂变的时候,也就是国家开始走衰落的时候,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相互斗争,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动乱不止,分崩离析的境地。而价值观往往通过文化来传播、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大众文化都是价值观的体现。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西方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金民卿在《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认为“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味,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1]”这一文化现象表现为商业化、消费化、通俗化、流行化、模式化等特点而得到迅速发展,被大众所接受,波及全球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众文化随经济发展而迅速兴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受WTO、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影响,大众文化越来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流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最突出的效应,西方大国藉经济优势向世界各国推销其文化,达到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同质化世界的目的;各国文化主权独立性遭到最大的威胁就是西方国家强势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比如西方大众文化凭借电子传媒产品如影视、微博、游戏、网络平台、商业广告及跨国公司、快餐、超市等生活消费文化向我国大众输出其价值观,进行文化渗透、扩张。当前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传统价值观更是受到西方价值观的猛烈冲击,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下,人们的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划分日益明显,两级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这些都导致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不可避免,表现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失落,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对西方价值观不同程度的认同,甚至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因此,要使社会稳定,保持积极有序发展,就需要把这些冲突与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更需要使主流价值观在与各种价值观碰撞中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相互交融,达到合而不同,成为维护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我国价值观理论的研究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价值观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认识论上,这是由于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新的经济、文化模式引起人们价值观向多元化转变造成的。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受外来的价值观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变动的影响,人们价值观念产生剧烈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学者们对价值观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价值观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进行深入探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也是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以及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它是伴随着经济形态的改革而出现的新的文化样式,是一种文化工业,具有商品性、消费性、娱乐性等特点,商品性是其本质属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和改变着大众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文化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流水线化的特点,吸引学者们用批判的精神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综合前人研究大众文化的成果,从五个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价值和价值观、西方大众文化三个概念进行梳理,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探讨西方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方式,并提出对西方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从西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内容与表达开始,深入研究西方价值观的扩张方式;第四部分深入对西方大众文化承载和传播价值观的影响进行分析,特别是其传播过程中对中国价值观的影响,逐步揭开其本来面目——利用大众文化将西方的价值观进行输出、渗透,以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本文第五部分就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提出思考和对策,本文认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很深,也对中国大众的文化生活和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也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因此,中国要增强防御西方大众文化渗透的能力,并创造出符合中国民族特色的大众文化产品,构建符合中国当代国情的核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