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保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中国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政府作为解决生态与增长两难问题、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主导力量。是否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绿色政策加以推动?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政府绿色政策的效果?绿色政策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都具有探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构建KZ指数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时间分界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运用2007-1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绿色政策与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地,本文采用2012-2017年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对于绿色政策与商业金融的协同作用进行了探讨,并对绿色政策优化以及绿色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具体地,本文创新性地将绿色政策、金融规模、金融市场化、银行贷款、商业信用与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中,首先以金融规模与金融市场化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于绿色政策与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影响。然后,以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了绿色政策对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政策力度加强会加剧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金融规模与金融市场化均对绿色政策与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前者直接减弱了绿色政策对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强化效应,而后者则减弱了银行贷款减少对于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强化效果,并且两者的调节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此外,绿色政策力度加强会使得污染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减少,进而影响到其融资约束程度,银行贷款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是绿色政策影响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但绿色政策力度加强对于污染企业商业信用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为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向清洁化、合理化、高级化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多维度“绿色”政策体系,充分利用金融化手段进行环保调控。同时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充分意识到政策效果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