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后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特点:新中国的首都，工业的极其落后和商业的相对发达，几乎同时开辟“三反”“五反”运动两条战线，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为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和表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素材。　　从总体上看，作为被改造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经历了从恐慌到反抗、再从反抗到接受的转变过程。尽管在国家政策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状况这两大因素的内外交互作用下，其表现存在带头拥护、观望摇摆、消极不满和反抗拒绝等多种类型的差异，但最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过程虽非波澜不惊，但毕竟有惊无险。因为，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在没有激烈抗争的情况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即证明了这一点。　　在和平赎买的总方针下，在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带着困惑和不解，被迫走上了从剥削人的，“资本家”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艰难改造之路。这预示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消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在历史的另一面，通过民族资产阶级来解读社会主义改造，有助于对改造方式和政策进行反思，裨益于当下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