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苏州共出状元26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8％，因而赢得了“状元之乡”的美称。在这26位状元中有14人有着移民背景，其中又有7人来自徽州；而徽州在清代也出了19名状元，本籍的只有4人，15人是寄籍状元，其中寄籍在苏州的就有7人。反映了清代“徽州人”更容易在“苏州”中状元的情况。本文选择7名徽州迁苏状元中的一个——桂林洪氏作为研究个案，从家族本身和苏州地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桂林洪氏作为宦居徽州的中原士族，一直保持着重视教育科举的家族文化传统，并通过宗族的鼓励和族商的支持，使家族教育发达，科第蝉联，万历年间更因“一门五进士”而成为科举家族。苏州在北方中原士族不断南迁的影响下，社会风尚由武转文，行为方式“率渐于礼”，至明清视为“土产”，逐渐形成了“状元文化”。桂林洪氏在经商迁苏之后，其重视教育科举的家族文化传统与苏州的状元文化相融合，由洪钧高中同治戊辰科状元，进而形成为状元家族。以状元家族为媒介，苏徽两地保持了频繁的区域互动：一方面将徽州本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苏州：设祠堂、置义庄，建立宗族组织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为苏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将苏州重视教育科举的主体文化传回徽州，强化了家族业儒应举的传统，而部分商业利润输回故里，用于建祠堂、修家谱、置义田和设义庄，进一步强化了徽州本土的宗族意识和宗族制度，通过对迁苏洪氏承继问题的干涉，又影响了苏州洪氏的家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