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传统用益物权制度与我国存在时代和国情的差异,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必须而且能够现代化和中国化。文章第一部分对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现代化和中国化这一命题进行一般性讨论。简要介绍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着重说明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化这一种模式,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应当符合自身国情。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探索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点是突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现代化的自主性和本土性,即中国化。文章第二部分描述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历程及其所作的初步探索。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已经在下列方面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和中国化:确立了物的利用关系的独立地位、拓展了用益物权的客体范围、抽象规定了部分资源占用权、建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地用益物权。文章第三部分探讨我国用益物权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民法典》虽然在用益物权制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上作了不懈的探索,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桎梏着新的用益物权的产生、有名用益物权仍限定在不动产上、用益物权对公有财产利用关系的调整捉襟见肘。我国用益物权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我国物权法独特的调整对象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组织管理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提供了内生动力。文章第四部分提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具体构想。第一,更新用益物权学理。传统的“所有权权能分离”理论是未经理论和实践论证的错误理论,用益物权不是权能分离的结果,而是由法律或协议设立的财产利用权利;传统学理将用益物权客体限于不动产,使大量动产用益物权得不到调整,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已为我国《民法典》所确认;传统学理认为用益物权不能有处分权能,过于狭隘,用益物权不必定有但可以有处分权能。第二,设计用益物权的通用规则。传统用益物权无论理论还是制度都是零散的、就事论事的,未能形成统一的规则。现代社会用益物权制度日益重要,应当为其设计共通的原理和统一的规则。第三,理顺资产经营权和国有企业法定经营权。企业资产是经过会计准则确认的企业货币值,可以成为物权客体的“一物”;公司法人财产权本质上是用益物权,但我国《民法典》却将其规定在“所有权”部分,应将其调整至“用益物权”部分。第四,整合资源占用权。自然资源依附于土地,可视为不动产,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其利用权就是不动产用益物权;公共资源是拟制财产,载体是证照,属于动产,归国家所有,其利用权是动产用益物权。《民法典》对自然资源占用权已有抽象的规定,未来修法应将公共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利用统一整合为资源占用权。第五,设立常见的动产用益物权。当下应优先设立融资租赁物、信托动产和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第六,增列非经营性国有财产使用权。非经营性国有财产归国家所有,由国务院、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可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加以利用,这一利用在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