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让人们久经迷茫的目光回到深厚的民族传统。在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汉族作家之外,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也扎根母族,探索主流意识之外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悠久文明,力图通过自身的少数民族寻根书写,打破少数民族的固有印象,对少数民族历来的神秘进行祛魅,重建少数民族话语体系,完善少数民族文学框架,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的史学地位和现实价值。玛拉沁夫、张承志、扎西达娃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位。本文将以他们三位作家为例,探讨少数民族作家是在怎样的主客观条件下,经历怎样的创作心路历程,来践行寻民族之“根”的创作初心,完成自己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责任和使命。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寻根书写时,首先是以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为基础的,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与汉族作家们完全不同的民族影响体系。少数民族作家从族属上有着各自的民族认同,显著的民族归属给予他们明确的创作动机,即为民族立言,为少数发声。由于书写对象是少数民族,他们的足迹也就离不开远离中心的边陲地带。他们放不下遥远的故土,更放不下故土的“乡音”——少数民族母语。在汉语写作中,他们时时将母语插入文本,在精神世界中,母语是他们的信念支撑,也是与母族血脉相连的沟通物。这些成为三位作家“寻根”的共同语境,也是本文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少数民族作家这些迥异与汉族作家的特点也就构成二者“寻根”书写之间的差别,我们不能否认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在八十年代所经历的共同客观环境,那就是在文学创作的迷茫之际,《百年孤独》斩获诺贝尔奖,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寻根”的宣言、口号、理论、作品均应声而起,作家们共同接受了这一刺激。但相对于汉族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似乎更为清醒,即使他们的困境更为严峻。在民族面对新旧文明的共存状态时,他们在夹缝中挣扎;在寻找出路的现实中,他们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的“寻根”,承受了更多艰难的曲折求生,包括玛拉沁夫、张承志、扎西达娃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们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三位的“寻根”之路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色彩。玛拉沁夫的“寻根”是早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寻根”的,这也是为了论证本文提出的,少数民族作家本身就具备“寻根”的创作意识。玛拉沁夫学习汉文和汉族文化属于“半路出家”,少年时期主要接受的仍是纯正的蒙古族教育,他是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因此他的创作没有完全离开过草原,他的“寻根”也始终围绕在国族话语体系之下的蒙古族人民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表达出蒙古族人民在新的时代,既要建设草原的新生活,也要同各兄弟民族一起建设我们的祖国。张承志在“寻根”上则多了一些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为他招致了许多批评。他一人跨回、蒙、汉三族文明,从乌珠穆沁到新疆天山,从西海固再到黄河,他把双脚深深踩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每一寸土地,人们觉得他是激烈的,也是孤独的。事实上,张承志是一个“被孤独”的族源追寻者,在“寻根”的路上,他不觉孤独,也从未孤独;在“寻根”的方向上,他走入不同民族,他的“寻根”里充满土地与血液的碰撞,还有对不同民族的感情的糅合,表现出负任蒙劳的使命感。扎西达娃的“寻根”相较之下就多了一层忧郁和魔幻,神秘而沉闷的西藏不同于其它少数民族,它的历史和宗教使其文明内核变得复杂,西藏人生来牢固的信仰使他们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承受了更多的阵痛。扎西达娃是西藏的虔诚信徒,他的内心深爱着西藏这片圣土,在西藏的固有社会模式与信仰受到新的冲击之时,他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与画面反差感的呈现,表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进退维谷。总的来说,虽然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也有着缺乏一定整体观照、在现代性转化的问题上模糊不清等问题,但他们仍然为少数民族寻根书写贡献了自己的那一块拼图,使少数民族寻根文学成为寻根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少数民族的文学之根与文化之根得到了开掘、发展和延伸,也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学真正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步伐,他们为少数民族文学争得了更多的位置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