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野蛮”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人类学与周作人文学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关系,揭示人类学与周作人希腊神话观、日本文化观及其“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解读周作人“五四”前后文学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向正在于他所具有的人类学学理依据;从人类学角度解释周作人文学思想“温柔敦厚”与”浮躁凌厉”的两面性;探讨一些尚未引起学者注意的话题,如人类学视野中的周作人的戏剧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如人类学与周作人儿童思想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周作人儿童思想不同时期的特征,并较为深入地分析这种人类学视域下的儿童观的局限性。第一章:“古野蛮”:周作人民俗文化的建构。周作人观念中的“野蛮”的人类学渊源。“古野蛮”意味着周作人对人类历史上的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发现,一个民族中的优秀文化因子对其国民精神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激励和推动本民族朝着共同目标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因此,在兴趣之外,周作人不遗余力地介绍和翻译希腊与日本文学又有着更为理性的目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语境中,通过发掘长期积淀并被遮蔽的优秀文化资源来建构本民族的国民文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第二章:“文明的野蛮”:周作人的民俗文化批判。周作人的民俗文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叙述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既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也有“浮躁凌厉”的一面。前者基于他对希腊、日本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因子的喜爱与积极宣扬。周作人所谓的“文明的野蛮”,指代的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意识同样发轫于人类学,只不过这里周作人选取的是以英国人类学家佛雷泽为代表的“文化遗留”学说。周作人的民俗文化批判起于他留学日本之际,以20年代末发表《闭户读书论》为终结;大致分为早期(留日时期)的文学批判及国民性改造,“文学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学体式的批判及倡导“思想革命”,20年代中后期对封建礼教及旧道德的批判。第三章:“小野蛮”:从“儿童的文学”到“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称“小野蛮乃是儿童”,其思想来源亦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如果说“古野蛮”与“文明的野蛮”与他汲取的人类学知识有着直接联系,那么他对儿童的认知与人类学则是一种间接的引申关系。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儿童,这就赋予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及儿童观特殊的色彩。但在周作人时代,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理论与学说还有待进一步修正与完善,这也决定了以早期人类学为思想武器的周作人的儿童观不可避免带上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