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命题被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被赋予新的战略要求。乡村社会不断呈现新活力的同时,也在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末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性在决定乡村场域“五位一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展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延伸性。乡村治理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推动其现代化、科学化一直以来被党视为“三农”工作的重心和抓手。乡村治理的难点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道德文化约束力弱化等方面;重点在于思考振兴乡村经济的“法子”,在于探索建设可靠乡贤队伍的“路子”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由“多元混治”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治理目标由管制向实现高质量供给转变、治理过程由权威服从向民主协商转变等特点;面临村庄集体行为动力缺失、主体责任边界模糊、治理体制与村规民约相冲突、乡贤作用发挥无力等困境。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强化以农民利益保障为中心,强调主体自治权利与高质量的供给服务,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监督。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构建新型利益共同体等途径提升村民集体行为能力;通过重新界定合适治理单元,为乡贤治村清除空间障碍。结合村庄实际,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宜化。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相互关联,通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县域向善治理,推动新时期城乡中国的建设。应着重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现实环境,结合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整合研究与分类指导并重,梳理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与路径措施,乘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之势,决胜乡村社会全面建成小康,为国家治理研究领域贡献乡村建设方案,为社会治理研究领域贡献中国方案,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