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文化专有项难以翻译,常常会引起误解。所以在翻译界就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文化专有项”是指源文中出现的某些项目,在目标语言和文化里缺失或者有不同的定义。中外的翻译学家像王东风、美国翻译界巨擘奈达,德国学者维尔纳·科勒和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文化专有项做过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他们的研究成果启发我撰写本文,同时也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对于文化专有项的讨论采用二分法,也就是直译或意译和归化或异化。在郭建中看来,直译或意译及归化或异化涉及到翻译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前者涉及语言领域,而后者涉及文化。然而各种方法都会有其优缺点,所以翻译学者从不同角度看待文学作品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时都会有争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自从首次出版以来就被视为奇书,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强烈兴趣。书中有大量的文化专有项,例如由四个汉字组成的中国成语；此外本书中还有很多古诗词和典故。无疑这些古诗词和典故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元素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促使我进行分析,试图看透中国文化专有元素的译文对于德语读者能否取得和中文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本文作者希望本论文能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有所裨益。本文首先阐述翻译理论,然后列举大量的例证并分析其译文。因为文化专有项自身的复杂性,一种翻译策略无法满足所有需求。译者总是经常变换使用翻译策略。因此仅仅用二分法讨论翻译策略是不够的。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具体语境,考虑翻译目的。在本文作者看来,这种客观、科学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