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因为腐败而由盛转衰，导致贫弱、落后，引起鸦片战争外国入侵，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变乱，同时又导致经济残破和财政危机，最终不得不借入外债投入军事镇压，使中国近代外债一开始就带有被迫、落后的半殖民地外债特征。甲午以前外债多以短期、临时性外债为主，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西征和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外债主要是甲午战费五大借款和对日赔款三大借款。这一时期借款除了大量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外，还伴随大量的利权损失，关盐两税大量地被用作抵押，海关管理权落入英人手中，是中国外债转化为恶债的开始，庚子赔款及其债务化加剧了中国财政危机的同时，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在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瓦解的情况下，清政府将绝大部分外债分摊地方，使地方财政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财源有限，只有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举借外债，造成了地方外债的泛滥。清政府大量举借军政外债的同时，也催生了近代实业外债的产生，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电讯借款等对我国近代交通、通讯及工矿企业发展有积极作用。外债的筹还是晚清财政活动的重要部分。甲午以前外债因为数额小、借期短，朝廷东挪西凑，尚能应付，并无积欠。甲午以后外债数额甚巨，庚子以前外债年偿还额在2000万两以上，从此以后，晚清财政处于长期失衡状态。庚子以后年偿还额达4000万两以上，关税、厘金、盐税，甚至土地，所有能用作担保的财源都被列强控制，抵还外债。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此时的外债 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强加在清政府身上的，这就注定了外债的“恶债” 性质，对清政府财政经济破坏力极强。为挽救危局，清政府采取了许 多财政措施予以补救。例如增加田赋、潜粮改折、整顿厘金、盐斤加 价、苛征捐税、整顿财政、划分中央与地方税制、实行预决算制度…… 等等，有些措施对筹还外债、改善财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绝大部分 改革只是针对商民苛征勒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外债问题、财政问题， 只会激化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说，落后的封建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 障碍。既然其被推翻是历史的必然，那么，细枝末节的修改显然挽求 不了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