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上海由于共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以及扎根大都会的文化感性,一直以来往来密切,表现出明显的亲和力和关联性。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内地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使得上海大量的资金与资源移入香港,对香港的经济、文化、教育、城市景观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领域,则是徐訏、刘以鬯、金庸、马朗、张爱玲、南宫搏等上海文人流寓到香港后,凭借在文化中心积累的强势经验,以创作、评论、编辑、文学社会活动等形式全面介入,在香港文坛反客为主地烙下明显的“海派”色彩。这种“海派”色彩直到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战后新一代青年广泛参与进文学活动,才逐渐暗淡。但是,香港与上海毕竟是不同的文化场域,这群跨地域的作家也必然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发生“在地性”的改变,并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论文旨在通过三四十年代上海与五六十年代香港城市文化语境的互相观照,重点分析徐訏、刘以鬯、金庸三人的文学创作,观察他们在跨地域的流徙经历中,如何既活用过去的文化经验,又有所突破创新,从而实现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过程。第一章:1949年前后文化转型期文人的流动与身份的变迁。以上海、香港为主线,探讨1949年前后文人的空间流动与身份变迁。当大量左翼文人从香港“北返”上海,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时,另一批文化人则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等复杂原因从上海“南来”香港,并凭借持续且大量的创作成为主导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如此空间流动的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身份变迁问题。1950年代后的留沪文人在文艺机制的巨大变革中经历了从“文人”到“文艺干部”的转变,“出逃”香港的上海文人则由于难民、移民的身份面临被上海、香港乃至自身边缘化的多重尴尬。第二章: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上海发达的都市文明以及租界语境下的异质化形态,孕育了一群以现代化都市为背景并“作意好奇”的都市文人。当上海的都市语境发生根本改变,“传奇性”失落后,1950年代的香港却因相似的城市文化语境与这群南来的“传奇文人”发生遇合,使之创作颇丰。但跨地域视野中城与城的互观,离散经历下情感与精神悬置产生的原乡情结,以及香港边陲地理位置与边缘文化地位所激发的“边缘的活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写作范式。以徐訏为例,香港时期的创作明显突破了1940年代浪漫诡谲的“异域”模式,更多地在琐细实在的日常人生中挖掘世俗传奇,并通过上海、香港的精神对话,以及城市与乡土的深层对照,走向了都市想象的纵深,建构起了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第三章: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承与创新。1950年代的香港,无论是政治文化环境,还是日常消费环境,都是当时中国最适合现代主义文学生长的文化场域。因而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50年代的香港得以延续、传承并收获了更为成熟的形态。刘以鬯作为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上海时期就已展开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实验探索,来到香港后,则在更为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与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既承继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更应对香港反拨政治与商业语境的现实需求,开创出在“另类”中显其正宗的现代主义文学。第四章:商业语境下的雅俗融合。都市文明的发达,出版机构的繁荣以及市民群体的庞大,使得上海与香港的通俗文学遍地开花。但香港相比于上海,经济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致缺乏其他强势力量与文学商业化抗衡。再加上港英殖民政府对中文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的忽视,更加剧了通俗文学一家独大,严肃文学空间逼仄的局面。因而上海作家来到香港后,一方面因文学的高度商业化举步维艰,不得不更多地从众、从俗、从下;另一方面又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凭借在上海时期就已具备并在香港商业殖民语境中全面激活的雅俗融合的能力,在适应的同时努力践行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提升香港的文化品位。其中,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具有典型意义。第五章:走向香港。无论是徐訏等人在城与城、城与乡的互观、碰撞中获得立体化的都市想象,还是刘以鬯等人围绕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化而进行的融汇贯通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或是金庸等人在商业殖民语境下雅俗融合的叙事策略,都是基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做出的因地制宜的改变与突破,融合与创新,是属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独特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范式。这群上海文人也是在这一文艺范式的形成中实现了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并成就了强调个人性,注重世界性的香港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