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广西民族工作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由于地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单一的学科视角难以完整呈现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工作的全貌。本研究期待从媒介的视角,探寻广西早期的少数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广西日报》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和重要的大型综合性日报,其报道活动与广西民族实践密不可分。本研究以1949年末广西全区解放和1958年成立僮族自治区两大历史事件为节点,选取《广西日报》1950年至1958年间的媒介文本进行历时性梳理,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再现如民族社会调查、推广僮文、建立民族自治区等重要的广西民族实践。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如何进行民族报道?呈现出何种话语实践?第二,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的民族报道与话语实践在壮族身份意识形成与身份构建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不同时期的报道框架与话语实践有何变化?第三,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的媒介实践与广西社会民族工作实践如何互借由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研究者从报道文本、媒介话语以及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对文本梳理之后发现,1950年至1958年的《广西日报》在话语层面呈现出身份话语、发展话语和宣传话语三个向度的实践:首先,身份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少数民族族群身份的报道。研究发现,《广西日报》对各民族身份的描述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这一变化与广西民族工作的进展密切关联。1950年至1952年间,广西民族构成情况尚未清晰。《广西日报》采用群像式、模糊化的报道策略,并未强调各民族的身份与主体性,而倾向将各民族塑造为“受惠者”以强调民族团结,支援国家建设。1953年后,随着民族调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广西日报》民族报道对于各民族的报道更为深入具体,报道涉及文化、历史等层面,各民族身份意识得以强化。其次,发展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少数民族社会建设的报道。从报道数量和持续时间来看,发展话语始终是民族报道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不同时期报道的侧重点存在差异。1950年至1953年,《广西日报》号召群众生产救灾,剿灭土匪巩固政权;1954年至1956年,强调民族互助,以发展弥合民族差异;1957年至1958年,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最后,宣传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民族工作的动员报道,集中表现在创制与推行僮文、民族区域自治等议题。1957年之前,《广西日报》主要从政治、文化、历史等层面宣传民族工作的现实意义;1957年后,《广西日报》关于民族报道的话语日渐单一,均集中笔力宣传各地发展的成果。总体来看,上述三种话语并不独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以一种混杂的方式呈现。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反观《广西日报》的民族话语变迁,会发现其始终与政治乃至广西社会保持紧密的互动。媒介话语的交织与变迁背后折射出广西民族关系、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意志主导下的民族实践又在引领《广西日报》进行特定的话语生产,政治与媒介共同主导着广西多元族群观念的形成。以1952年为转折点,1958年为界,僮族借由创制僮文、建立民族自治区等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而逐渐成为公共意义上的正式身份,并在媒介的报道下持续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加之《广西日报》在多元民族观念的指引下,报道半径从个体民族、民族聚居地逐步扩大至全区和各民族,报道议题从民族地区发展延展至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层面。从社会效用来看,《广西日报》可被视为广西民族社会的中介物,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推动广西民族观念由单一地区向整体聚合。此外《广西日报》作为广西社会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为各项民族实践提供一种民族社会层面的可见性,推动小“桂省”向多元一体的“壮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