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卵巢浆液性腺癌是卵巢最常见的恶性上皮性肿瘤,具有进展速度快、易复发转移和产生耐药。早期不易被发现等特点,因此,寻找肿瘤特异性的蛋白质分子标志物,为卵巢浆液性腺癌的早期发现及分子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迫在眉睫。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是一种在缺氧条件下广泛表达于哺乳动物和人体内的核转录因子,在细胞缺氧信号途径中处于核心调控地位。HIF-1α通过增强细胞在缺氧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促进血管新生及肿瘤的恶性转化,进而使肿瘤适应机体缺氧微环境。因此,HIF-1α是一种强有力的致瘤因子。在正常组织中,HIF-1α受到严格调控,在肿瘤组织中,缺氧和异常信号通路使HIF-1α激活,并表达增高。此外,HIF-1α还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对放、化疗产生耐受,促进肿瘤增殖、浸润转移等。另外,肿瘤微环境是否对HIF-1α的集聚起作用,亦或如何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近年来Stats信号传导通路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STAT3信号传导与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是Stats信号通路家族中一个关键性的信号通路,被定义为一种癌基因,正常信号转导中STAT3蛋白的激活快速而短暂,STAT3持续激活与细胞的恶性转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多种肿瘤中均呈高表达状态,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增殖、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促血管生成、促进肿瘤侵袭转移等多种机制参与肿瘤的发生及发展。目前,国内外研究显示多种癌症(乳腺癌、胃癌、肝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等)中HIF-1α和STAT3活性表达都有所升高,而通过免疫组化法检测HIF-1α与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国内外罕见报道。因此,本实验利用免疫组化法探索HIF-1α与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表达的关系,及其表达强度是否与卵巢浆液性腺癌的分级相关,对卵巢癌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及判断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的:通过检测HIF-1α、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与临床病理的关系,探讨HIF-1α、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存在的机制,为卵巢癌的术后分子靶向治疗提供指导意义。方法:1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病理科2009年12月~2012年12月间卵巢浆液性腺癌标本80例及正常卵巢组织20例,并回顾性研究相应临床病理资料,且随访观察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预后和生存情况。2应用免疫组化方法,分别检测HIF-1α、STAT3在80例卵巢浆液性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与临床病理的相关性,并以正常卵巢组织20例作为对照,分析HIF-1α、STAT3在卵巢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存在的机制。结果:1在正常卵巢组织、低级别和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中,HIF-1α阳性率分别为5%、83.33%、63.51%;STAT3阳性率分别为15.00%、66.67%、75.6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卵巢浆液性腺癌组织中,在≤50岁年龄组和>50岁年龄组,临床分期Ⅰ~Ⅱ期和Ⅲ~Ⅳ期组,淋巴结有无转移组,HIF-1α阳性率分别为34.48%和82.35%(P<0.05),41.18%和82.61%(P<0.05),68.42%和15.38%(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STAT3阳性率分别为75.86%和78.43%(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76%和89.13%(P<0.05),63.16%和23.08%(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HIF-1α和STAT3的染色强度分别与低级别和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呈正相关,Spearman r值均>0,但P值均>0.05,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3通过Kaplan-Meier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率比较,HIF-1α和STAT3阳性组生存率低于阴性组生存率,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 HIF-1α和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存在明显过表达,可能参与其发生、发展过程。2 HIF-1α和STAT3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参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可能成为评估卵巢浆液性腺癌进展与否的不良因素之一。3 HIF-1α和STAT3阳性是影响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生存率的不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