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为顺应司法改革要求,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最高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裁判文书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为增进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裁判说理演进的了解,本文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从建院以来所做的部分裁判文书为依据,分析不同历史阶段裁判说理的状况、特点,探讨当时的政治、经济大环境对裁判者的说理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的裁判文书说理中政治话语主导的特点和原因。首先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的法制初创时期裁判文书说理中政治先于法律的特点,其表现为大政方针、政策、政法领导人话语对裁判说理的影响。其次,对文革时期裁判文书说理中政治替代法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表现为阶级斗争、政治色彩对法官裁判说理的严重影响。最后,本文分析了法制初创时期政治优先于法律,以及文革时期政治替代法律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1978年法治重启到1999年司法改革以后裁判文书说理的表现和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重启法制道路,法官裁判说理所受到影响由政治话语为中心转向法律话语为中心。主要体现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立法促使法官裁判说理引入经济思维。法官裁判说理遵循法律话语为中心,同时吸收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法律渊源,提高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从1999年司法改革开始,裁判说理之路向前迈进一个台阶。相关文件的出台,要求法官在说理的形式方面应有所重视。裁判说理向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相统一的方面发展,这是形式合理性的表现;法官裁判案件时,既需要考虑普遍性问题,也需要维护个体正义,这是实质合理性的体现。而法官裁判说理方面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就是努力实现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相统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相统一。第三部分是在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裁判说理的历史变迁状况。本文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当下裁判文书说理的历史变迁规律大致体现为从政治话语到法律话语、从简单说理到复合说理、从说理不充分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统一等三个方面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