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政府反腐深入推进，犯罪分子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因而在职务犯罪的认定上也出现了诸多难点，尤其是在受贿罪中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的认定上，这一要件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性，如果行为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不会构成受贿罪，只有准确把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的含义，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自从79年刑法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写入受贿罪的法条之中，关于这一要件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有些观点推动了立法的进步，还有一些至今未形成定论。本文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展开论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其几经修改，97年刑法将其确立为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为了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务，“两高”在1999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司法解释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进行释明。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的立法体例和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上还存在一些争论，其是否为受贿罪构成所必需、含义是否包括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过去或将来的职务便利、是否包括利用劳务上的便利，这些争议实际上也是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关键点。笔者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各个要素的含义进行解释，并将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对这些分歧观点进行辨析，得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受贿罪的前提条件，作为前提条件，它不包括利用他人的职务便利，将利用他人的职务便利解释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一种类推解释，超出了国民正常理解和预测；在利用过去或将来职务便利的情形下，行为人对于过去的职务来说已经是离职人员，而将来的职务行为人还未实际取得，因此不能将利用过去或将来职务的行为纳入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内；最后，劳务作为一种劳动形式，不具有职务所特有的管理性特征，在实务认定中，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表面看具有劳务的特征，可实际上仍然是从事公务，我们不应只凭主体要件考虑是否入罪，而应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公务性综合判断，因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包括利用劳务上的便利。综上，本文认为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指利用本人当前的职务便利，并且职务的范围应扩大解释，这样才符合我国刑法受贿罪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