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作为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其文学理论汲取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并有所超越。虽然其文学观念没有根本的转变,却代表了清代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大成的时代特色。清代文化政策是桐城文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但是桐城文派却不是文化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它对清代文化政策有所依违。 本文分四章,以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古文理论的意义为主要内容进行集中而细微的阐释。将桐城文派的产生放入清代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将其古文理论放入传统文论的平台上进行研究,论述其产生的意义与理论的超越。使其得到应该得到的恰当对待、系统审视、全面评估。 第一章,桐城派的产生。这一部分主要探究桐城派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对明代“空疏不学”的文风的反拨,是反对时文、振兴古文的需要,是对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汉学家以考据为文扬长避短、有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桐城派的产生也是对清代文化政策的特征:残暴性、包容性、实用性、融合性适应的结果。但是桐城派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它与清代文化政策有相矛盾的一面。清代的文化政策要求文学“裨益政治”、“简当”、“清真古雅”,而且轻视“技艺”。但是桐城派却坚持重视“文事”、“简洁”、“清澄无滓”,并极力获取“文章之名”。清代学术思想呈现着由空谈而变为求实、由独尊一家而变为对各派的兼长相济、由隐于学术而变为经世致用、由保守不变而转为竭力图变的特色,桐城派的产生还是对清代学术思想转变适应的结果。 第二章,桐城文论的理论意义。这一部分主要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为对象,研究其文论思想对前人的突破与理论意义。戴名世为“振兴古文”,提出了“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于一”、“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的理论主张。这不仅继承了李卓吾、艾南英等人的观点,而且对其有所超越,成为桐城文论的滥觞。方苞的“义法”说、“雅洁”说有集古今文论大成的特色。它们不仅是对戴名世的继承,而且也成为了桐城文论的基石,桐城古文理论围绕着“义法”、“雅洁”展开。“义法”说的内涵、理论贡献、集大成的具体表现及其缺陷,“雅洁”说在桐城文论中的发展是本节论述的重点。刘大櫆主张“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即强调“法”的理论是对“义法”说中“法”的发展。他强调“神”是古文艺术的最高标准。无论是学习,或是创作,都应该以传达“神”为目标。他的理论着重强调“神”的获得,并提出了为文“十二贵”和学“神”的具体途径——“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