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性犯罪的概念,应当采用广义的定义,即指以满足性欲为目的而进行的与性相关的性侵害,以及以“性”为媒介和内容而侵犯个人权利或社会秩序的犯罪。同性间的性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的性别为同一性别,或者说参与犯罪的主体为同一性别,并通过“性”相关的活动妨害他人权利或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同性间的性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侦查的困难性以及犯罪的易被关注性等特征。在我国同性间性犯罪的刑法规制的变迁过程中,从宋至清中叶是从罪轻到罪重的变迁,从清末至1997年刑法制定时从入罪到出罪的变迁。通过梳理同性间强制猥亵犯罪、同性间聚众淫乱犯罪以及同性间传播性病犯罪的刑法规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同性间性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若干不足:在同性间强制猥亵犯罪的刑法规制上,存在无法对男性和女性的性权利进行同等保护,以及难以实现罪刑均衡等不足;在同性间聚众淫乱犯罪的刑法规制上,存在惩罚的范围过于扩张,以及惩罚的正当性存疑等不足;在同性间传播性病犯罪的刑法规制上,存在将艾滋病规定为性病不够妥当,以及将本罪的行为方式限定于卖淫嫖娼行为等不足。我国同性间性犯罪刑法规制存在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同性间性犯罪的立法观念滞后,以及对“性交”、“强奸”等概念的理解范围过于限缩。在我国同性间性犯罪的完善路径上,对于同性间的强制猥亵犯罪,应扩张强奸罪的保护对象并且通过去性别化实现对性权利的同等保护;对于同性间的聚众淫乱犯罪,可以暂时保留聚众淫乱罪的立法规定,但是应进一步限制本罪的处罚范围;在同性间的传播性病犯罪上,应取消本罪中的前置客观行为要件,并且在本罪中设置两档量刑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