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粗略扫视北朝石窟中的佛弟子法服，我们可能轻易看成褒衣博带式，与中国造型艺术中常见的文人服饰相同。但假如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一定都是如此；北朝晚期的弟子“大袖”别样，弟子并非穿着宽博大衣，而是一种随意披覆、未经缝制的法服。根据我在中原北方重要佛教石窟寺，如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调查，佛弟子在北魏时期皆穿宽博法服，这应是受到了汉族传统的褒衣博带式大衣影响，系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结果。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中东魏北齐时期雕造的弟子像，似乎遵循传统的上座部沙门法服。依据汉译律藏和西行求法高僧的记载，我们认为北朝晚期石窟中的弟子法服多转奉天竺旧俗，以传统的三衣为主。所谓三衣，即内衣、上衣、大衣，皆为长方形衣片，既没有缝制，也不具领口，既无衣袖，也无裤腿。石窟中的弟子法服通常包括三衣及僧祇支，其中，大衣作右袒式披覆。这应是东魏北齐王朝崇尚西域文化，即北齐“西胡化”的结果。至于二弟子身份，迄今学界习惯称迦叶与阿难。依据若干新近检出的佛教碑铭和吉迦夜与昙曜共译的《付法藏因缘传》，确可以定为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叶和阿难，笔者并认为他们分别为付法藏第一祖和第二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