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为指导,围绕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按照“三个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问题。纵观全文,论文可分为四大部分:一、理论篇(论文的第一章)。这一章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的逻辑,阐述了三个问题:(1)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内涵。对于这一问题,论文先归纳和总结了学术界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不同观点,并分别作了评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就党的执政基础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根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理论,提出“党的执政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三大要素构成”。(2)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内容。在重新界定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基础上,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指明了这些主要内容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辨证统一关系。(3)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重大意义。论文指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的现实需要;是总结国外执政党执政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二、历史篇(论文的第二章)。本章分三个阶段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考察。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壮大革命队伍、探索依法执政和密切党群关系等的历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的曲折发展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发展党的指导思想、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增强党执政的法理性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历史。在考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绩效基础建设、法理基础建设以及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经验。最后,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仍然会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重要途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民主政治要求的提高,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将会愈来愈为我们党所重视,并逐渐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可靠’途径。而意识形态基础建设虽不可或缺,但其‘第二重保险’的作用将逐步被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所取代”。三、国外篇(论文的第三章)。鉴于国外执政党种类繁多,本章仅以欧洲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1)欧洲社会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做法。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革新党的理论与纲领,扩大其包容性;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政绩赢得民心;三是推行宪政改革,促进“党的民主化”;四是塑造全民党形象,寻求跨阶级支持。(2)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论文首先介绍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况。然后,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介绍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3)国外执政共产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论文分析了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自1991年苏东剧变以来加强自身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4)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几点启示。一是执政党要善于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二是执政党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赢得民心;三是执政党要努力构建民主的执政体制,提高执政的法理性。四是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维护党在民众中的良好执政形象。当然,论文也指出,吸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不能照搬照抄,而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服务。四、现实篇(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是论文的重心部分。这部分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其内容又可分以下两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这一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首先,阐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即经济领域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其次,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在分析积极影响时,论文采取以个案为例的方法进行论证。比如,以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经济领域的转型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又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再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第三,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政绩合法性的困局”、政治参与的危机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挑战。最后,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第二小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这一章主要论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针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社会转型时期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要努力做好四篇“大文章”:一是要在夯实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内容,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警惕西方“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二是要在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以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为前提,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关键,以建立科学的执政绩效评估机制为保证,努力创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执政业绩。同时,还要努力降低党的执政成本,这是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的必然要求。三是要在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在健全党的执政体制上下功夫。为此,论文先对党的执政体制的内涵及其宏观结构进行阐述。根据党的执政体制的结构,论文提出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应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党政领导体制、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群众政治参与制度等。四是要在坚持执政为民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上做“文章”。当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党建理论界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论文就不再专门对此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