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土匪叙事”在二十世纪的30年代到80年代这五十余年中,它所主要表现出的三种趋向和走势(见第二、三、四章),试图从文学传统与现代写作、个体建构与历史干预、政治书写和民间伦理等角度对其进行多维观照,追查文史的辩证互动、现代与传统的永恒对话,看土匪叙事如何在不同时段下吸收文艺、政治、社会的因素,进而展示出它介入历史、反思历史的能量。第一,对“土匪”进行祛魅化处理,疏离原有的那种将“土匪”形象做溢美或溢恶极端处理的表现形式,努力强调和凸显其凡俗性的一面,并由此引出对“人”的哲学命题的思考。李劫人创作于30年代的《死水微澜》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见第二章)。第二,是对“土匪”形象和叙事加以政治的改造和利用,形塑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符号体系和表述系统。选取《桥隆飙》为例,既探讨文学与政治的接轨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也努力指正“符号化”的取向不仅是一个叙事需要、一种心态表现或一种话语类型,它还关联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实践,而其核心的特点是“经济”(见第三章)。第三,是“土匪”叙事的审美化倾向。出现于“寻根”热潮中《红高粱》,通过复述土匪家族史的方式,不仅有效地质诘了官方历史叙事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力地彰显了以土匪为代表的民间世界的文化和社会能量,同时更为自我之“根”、民族国家之“根”找到了一套全新的阐释机制和起点(见第四章)。除了探讨“土匪叙事”在不同阶段的变奏,在结论部分,文章也试图简明地指出,这些变奏中所贯穿的一些基本文学和文化母题,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虚构与写实、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等等方面的对话、辩证关系,强调出“土匪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反思,其所具有的历史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