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在借鉴国外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基础上,引入了我国的“好人法”。主要规范的是在紧急情形下,善意救助者因其行为导致受助者损害时的责任豁免问题。该制度有助于降低善意施救者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是完善我国好人法的重要举措,填补了之前的法律空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条文的规定较为粗略,在理论上引发了一些争论,紧急救助的性质未有定论,完全免除救助者责任的合理性等。从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入手,可以明确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立法目的,考查司法实践的适用情况以及争议焦点。《民法总则》出台以前,地方立法先行一步,率先对此做出规定。但各地的好人法规则并不相同,且适用的范围较狭窄,只能解决部分情形下的救助问题。《民法总则》的出台统一了该问题的解决思路,透过条文的立法过程来看,立法者对于完全免责的规则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有所考量的,只是有感于扭转社会风气的任重道远和立法技术、法律实施成本上的难题,对此问题迈出较大的步伐,彻底解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立法者具有鼓励见义勇为的意图和偏重社会利益的价值取向。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细则和操作办法,对紧急救助行为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不同法院对于救助者的免责范围也有较大差异。因此,紧急救助免责规则实际上司法适用性不强。在适用紧急救助免责规则之前,需要明确紧急救助的理论基础和免责依据。目前,学界对于紧急救助尚无统一的概念,多认为可以借鉴有关见义勇为的规章和条例中的概念来认定。但是,“见义勇为”作为传统术语,道德属性较为浓厚,如果完全沿用见义勇为的概念,会给紧急救助设立较高的道德标准。由此可见,两概念内涵外延存在衔接的障碍。紧急救助行为不仅包含较为危险的行为也包含了紧急救护等简单行为,因此,可以适当降低紧急救助的门槛。从性质来看,紧急救助基本符合无因管理制度的构成,故其应当具备无因管理属性。紧急救助的免责依据可以从其他免责事由入手,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作为和紧急救助功能相似的法律制度,它们虽然有重合的可能性,但是都无法解决救助者致害的责任问题,因此,紧急救助在民事责任体系是不可或缺的独立制度。从无因管理债务不履行责任来看,紧急救助并无一律免责的依据,因此,紧急救助免责在无因管理体系下难以得到证成。紧急救助免责规则的适用要件有三:第一,救助者不负救助义务,救助者只能是自然人且既无法定也无约定救助义务,救助者是自己愿意并非基于强迫,具有为他人谋利的目的;第二,救助者实施了紧急救助行为,紧急是指受助者的人身或财产处于现实危险,应当采取主客观结合的标准认定。救助行为是一种防止或者制止他人人身或财产免遭危险的行为;第三,受助者的损害与救助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损害应当是指给受助者造成的新损害或者损害扩大的部分,并且与救助行为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为了保持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紧急救助免责制度需要和无因管理制度相协调。无因管理作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其基本法理已经达成了共识,紧急救助也应当遵循:“管理不阻却违法”且适当降低救助人的注意标准,为救助者过失致害设定相应的界限,除了注意义务的标准之外,还可以考虑救助者的过失侵害后果与紧急情况下预计的危害后果的关系。除此之外,为了降低救助成本,避免诉累对救助者和受助者权益的影响,更好地解决紧急救助难的问题,紧急救助制度还可以与社会保障机制做好衔接,构建纠纷调解和认定机制、设立救助基金,加强对社会公众急救知识的普及,重点解决不会急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