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原文风格翻译的研究，即译者要充分传达出原文的风格，很少涉及翻译家的风格。这主要是因为以原语文本为归宿的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解释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视译者为隐形人，压抑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也抹煞了译者风格。 但实际上翻译实践证明译者风格的显形不可避免。本篇论文将译者风格作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学为主要理论基础，论述了译者风格显形的原因和空间。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家在传达原文风格的过程中，可能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自己的风格。风格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倾向性。译者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主体，他不仅是原文本的接受者和操纵者，也是译语文本的创造者。因此译者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作者，译者的风格可被看成一种特殊的作者风格。 解释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理解并非是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语篇做出创造性的阐释。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并非只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生成意义供译入语读者阐释的主体。译者的风格与前理解紧密相关，前理解即先在性，每个使用语言的人无不带上一种先在性。它的形成源于影响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前理解决定了翻译家的独特个体性。前理解自始至终渗透在翻译过程中，影响着译者的决策。不同的译者由于不同的前理解结构，形成不同的视域，在与文本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产生风格各异的译本。 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说，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一特点为译者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首先语言符号系统转换之间存在的差异使一译者能充分享有词语处理、句子重构甚至篇章重组的自由。然后是文化环境的差异为译者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这两个差异给译者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舞台，使译者能将自己的风格从炼字、遣词、造句中展现出来。 本文将译者风格的显形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由于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相吻合，译者能在传达原文风格的过程中显现自己的风格；第二，由于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译者会对原文做文字上的调整，调整后体现出的风格通常与原文相异，就是译者风格的彰显处。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朱生豪翻译的《威尼斯商人》进行了个案研究，总结了朱生豪的翻译风格。朱生豪的翻译风格与他的前理解密切相关。由于他的某些前理解如诗意的性情、偏爱典雅的审美情趣、风趣的文笔与莎士比亚相似，所以他的部分翻译风格与原作相吻合。又由于他与莎士比亚是生长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他们前理解的差别以及语言文化的差别导致了风格的差异。 本文证实了译者风格的存在与显形不可避免。多姿多彩的译者风格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艺术魁力。对译者风格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地位的提高和翻译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