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航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飞机目前上升高度现如今已能达到近上万米,如若飞机在近万米的高空出现故障,其导致的灾难通常是毁灭性的,其对社会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程度远超出了普通的陆路交通事故,因此,对于人身损害赔偿如何在航空事故中实际运用也是我国及国际社会一大难题。文章第一章节,主要介绍在不同国家,对于在航空中出现的旅客人身损害问题在此类案件中,赔偿金的多少依受诉国家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最终赔偿额的确定实际上是受法院地法的最终约束,起决定性作用。引用经典诉讼案例“陆红诉美联航案”去探寻影响赔偿金额估值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损害的广度、赔偿金额估算和责任限制、事后惩罚性赔偿问题。最终依据上述缘由进行中美航空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比较问题探究。文章第二章节首先对人身事故中,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进行对比探求,主要是中美两国在认定范围上的差异比对,具体证明美国在人身损害赔偿层面更优秀的关节点以及我国的人身损害认定环节存在的基本问题,譬如:我国《航空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缺少相关就有价值的规定、“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对于基本概念界限不明,混淆严重。文章第三章节将损害赔偿范围界定上升为中美之间对于旅客人身受到损害时,赔偿金如何去计算以及相关的责任限制问题进入比较探究。美国当前相对成熟的制度主要有两种:“余生收入计算法”、“无限额制度”。综合上述情况,具体评价美国在赔偿金额计算层面的先进程度,从而得出我国对于旅客人身损害计算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远远低于事故的严重程度、限额制度已经与时代大幅度脱节,严重偏离我国实际国情现状。文章第四节主要描述了“惩罚性赔偿”这一最关键的评价因素。美国法院在处理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时,受害一方可通过查询“航空产品责任”中的各项规定向航空器的生产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美国《空难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向航空承运人主张惩罚性赔偿金。但是在我国,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适用于航空承运人。通过对比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航空承运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我国不应违背这一法理基础。文章最后一节综合所有因素的对比研究结论,以此为基础为我国的航空旅客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提供借鉴。譬如《民航法》具体“人身伤亡”的责任定义、摒弃承运人的责任限额制度、采纳美国“余生收入计算法”、承运人惩罚性赔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