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仍很突出，农民工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多。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维权问题进行了大量而充分的研究，然而有关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通过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和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因素。从现实角度看，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引导农民工采取制度化的维权方式，降低他们对非制度化维权方式的偏好，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武汉市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明确表示，如果遭受权益损伤，愿意借助国家提供的正式渠道来进行维权。具体而言，有七成的农民工愿意采取司法维权，所占比例最高;近半数的农民工愿意采取行政维权，比例稍低于司法维权;意愿选择党群维权的农民工比例最低，仅占被访农民工的三分之一。　　研究发现，有关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等诸多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制度化维权方式下，各因素对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老乡会和工会对农民工的司法维权意愿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民工的党群维权意愿有更显著影响，政制信任度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司法维权和行政维权意愿，企业的侵权状况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司法维权、行政维权和党群维权意愿，但是政府信任度和企业性质对农民工的司法维权、行政维权和党群维权意愿皆没有显著性影响。个体特征方面，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