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政府信息公开为研究对象,积极借鉴西方的危机传播理论,研究广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信息公开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又存在哪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通过对《广州日报》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9年“甲流”疫情报道内容的分析,选取新闻走势、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报道主题三个指标,对两次疫情的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和危机恢复重建期三个阶段的报道分别进行统计,比较广东政府信息公开在频度的把握、内容的侧重、时机的选择、渠道的控制等方面的差异和进步。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资料,归纳总结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广东经验”。本研究发现,在法制建设上,广东率先为信息公开立法完成了由行政手段向法律手段的“华丽转身”,对政府信息公开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和规范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广东不仅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行推向常规化和规范化；在组织构架上,跨部门、跨单位的统一的突发事件应急机构设立,打破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壁垒；在机制完善上,高效的信息沟通凸显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预警功能；在科技支撑上,广东依托应急管理学会、专家和技术研究中心,强化了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在渠道建设上,电子政务和短信等新媒体的运用越来越频繁,不断丰富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渠道。这些“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大大推进了广东政府信息公开,为我国探索出符合现实国情的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地方实践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