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与社会研究逐渐细化国家形象,但却普遍忽略嵌入于政党国家体制中的政党组织机制。实际上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党曾以一种空前的动员方式将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高度结合,这部分研究在华尔德(1986)对国有工厂党小组的研究、林尚立(2000)对单位制的研究、周雪光(2012)对运动体制的研究中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单位制解体、单位党建式微,政党作用渐渐隐而不显,研究逐渐聚焦在政府行为研究。近期研究认为政党统合主要有两个策略: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但同时这两个策略在新形势下也会碰到困难;我们会发现党建既不完全依靠政治吸纳,也不完全依靠组织嵌入。观察基层党建工作实践中,不难发现基层党组织正在从以往的“统合”转变为“引领”,党建工作呈现出网络特征,且在社会中处于弥散状态。这种新的网络机制正是我们需要重新关注的。既有讨论忽略了嵌入于政党-国家结构中的政党组织的独特行为机制,尤其是鲜少对十八大以来执政党统筹的“党委领导”社会治理新格局作进一步的组织分析。本文试图建立政党网络的类型学框架,对政党网络机制加以分析,并借助一个城市街道党工委经由政党网络塑造地方治理灵活性的田野案例,说明政党网络类型及其运行机制。这个框架包含两个制度性维度,其一为管制层面的直接领导关系,其二为规范层面的政治符号。随着两种制度纽带的强度变化,我们会看到政党网络呈现出垂直体制动员式、纵向秩序整合式、横向秩序协同式等三种类型,逐步展现政党网络所具备的资源整合和组织协同功能。